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四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长,但从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趋势逐渐减弱,2015年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7%。现阶段我国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并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其背后深层的机理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转向城市化阶段的“结构性减速”,即进入了“三期叠加”和“三重冲击”特征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也正在由强调“数量”向更加关注“质量”的方向转变。此时,一些地区相继提出“退二进三”,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但这对许多城市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利的。因此,本文将对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将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7年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即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其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正向转向负向。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生产率的负向效应可以通过城市规模变量来化解。随后,本文又根据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大小将城市样本分为“工业化”和“服务化”两个阶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在工业化和服务化阶段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不同,在服务化阶段提升城市规模才能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服务化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明显高于城市规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因而在服务化发展阶段想通过城市规模提升来抵消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负向效应并不可取。通过以上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处于服务化发展阶段的城市应该更加慎重选择“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二是处于服务化发展阶段的城市应该实施更加开放性的人口或户籍政策,而不仅仅是面向特定人群,比如大学生等;三是处于服务化发展阶段的城市应该更加注重引入外资和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