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关系一国之文化前途甚巨,它与国家的教育水平、学术水平及国民素质休戚相关,因而,出版政策也是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试图将出版管理纳入制度化管理的重要阶段,民国纷繁复杂的文化学术现象背后,不能不说其出版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的出版政策也在不断作出调整,国共十年对峙、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等不同时期的出版政策及出版形势既有差别又有联系。 南京国民政府出版政策的指导思想来源于国民党的两代领导人孙中山和蒋介石。尽管形式的东西更大于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民党主政的条件下,孙中山及其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仍是南京国民政府出版政策指导思想之发端;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其思想中融合了儒家思想、封建帮会思想、军事法西斯思想及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他的这些思想糅杂在一起并与三民主义进行嫁接后,实际主导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出版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十年是其出版政策确立并趋于稳定的阶段。《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新闻检查标准》、《检查新闻办法大纲》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使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情势处于政府可控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经过民初共和思潮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已然具备了强烈了民主意识和国家责任感,法规条文已束缚不了他们以报刊书籍为载体,传播信息、发表政见的强烈愿望和责任,而日本侵华战争的乌云也使得出版界抗日救亡的呼声四起,诸多因素促使了报刊书籍出版高峰年代的到来。 全面抗战开始后,基于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同处重要地位的认识,国民政府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文化政策,出版政策也转为战时状态。《修正出版法》、《修正出版法实施细则》、《新闻检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战时出版法规的问世,一方面确为战时环境所需,但另一方面,出版界人士牺牲“小我”利益换取国家“大我”利益的选择,并没有阻止国民政府以战争为由,加深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随着抗战的深入,出版界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新闻记者、编辑、著作家等出版界人士的“反检查”行动也从未停止。 随着抗战的胜利,战时出台的出版法规大部分被废止。然而,随着国共两党内战再起,出版界人士也从抗日救亡的战场转到了思索中国未来命运之上,面对蒋介石一元化政治思维指导下的出版政策,他们也在做着抗争与抉择。 查禁出版物的类别及数量多寡受政府出版政策的直接影响。新文化运动之后,主要由激进主义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建起来的出版界已形成强势的意识形态,他们摆脱言论束缚、掌握话语权的要求并没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各项限制性法规而有所改变。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并通过报刊书籍发出声音、传播思想与主义等诸多因素使查禁书刊之行为贯穿南京国民政府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