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国家危机不断加剧。顺应时代产生的媒介使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和现代化运动的社会参与程度日益扩大。在面临重重民族危机和巨大社会责任的同时，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扭转备受列强欺凌的命运，唤醒广大普通民众，提升民族竞争力，中国知识分子在失去科举这一“言志报国”的途径后，选择报刊作为反对侵略、反对封建、启蒙西学的重要工具，肩负起“开民智”，进行思想启蒙这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诞生于中西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时，维系社会稳定的纲常名教在中外民族矛盾和中西文化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的情势下，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发生嬗变。这使得几千年来未曾动摇的社会性别关系产生了变化。在两性的角色变动中，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变，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促使区别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出现。《大公报》等报刊作为当时重要的传播工具对女性新形象的形成发挥了较为重要的功效。研究《大公报》对晚清女子形象的建构过程为探讨近代报刊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参与社会性别的重构提供了视角。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笔者从社会文化与性别关系的角度入手，概述了晚清的媒介和性别的发展变化。通过对比社会语境中的女性形象与报刊宣传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中的性别形象与事实本来面目之间的重合与差异，思考媒介中塑造的人们期望的形象是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自然的形象?并以此作为研究《大公报》参与社会性别重新构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第二章通过对《大公报》中女性新闻的报道数量和报道内容的量化统计，论述《大公报》对女性新闻的编辑方针。并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集中研究清末著名的“吕氏三姐妹”以及“惠兴女士自杀”事件，从这些女性的自身经历及与《大公报》的关系出发，展示《大公报》是如何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来建构与解构它所认同的新女性形象。第三章从《大公报》对女性新闻报道前后期重心与立场的转变入手，探讨造成报刊宣传重心变化的各种因素。为了突出《大公报》女性话语表述体系的特点，笔者将天津《大公报》与上海《东方杂志》进行比较，通过总结它们对女性形象建构的基本特点，认为对事实认知的不同立场和倾向性，是报刊形成各异报道体系的重要原因。结论部分主要是通过回顾《大公报》对女性形象的建构经验，论述它在晚清这场文化变革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在社会性别重新构建过程中发挥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公报》对新女性形象的建构体现在为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构造了规范、准则和行为标准，并对新女性及传统女性行为方式做出限定。近代传媒通过对新女性社会形象的建构或解构，在社会舆论动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