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是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延伸威慑战略与防务政策上所面临的核心困境,以及美国为应对这种困境所展开的一系列政策上的探索与调整。核心回应的是在苏联既拥有在欧洲常规力量上的显著优势,又在战略力量建设方面持续投入,对美国本土构成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如何保持其对欧洲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性的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威慑理论的主要内涵,分析了理性主义观点和非理性主义观点的学者对威慑的差异化理解。认为威慑主要存在着护持既得利益、抑制安全困境、稳定性诉求、成本控制四个方面的价值诉求。进而阐释了延伸威慑与基础威慑的相关关系,认为就威慑惩戒能力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而言,两者之间是近乎重叠的,就威慑的可信性而言,两者之间是基本一致的。但从动态角度分析,基础威慑和延伸威慑之间存在着稳定不稳定悖论。对延伸威慑效用的极端追求会造成对核优势的依赖,反过来在长时段上从成本与稳定等维度上对基础威慑构成损害。基于相关历史材料,文章对有限核战争、反力打击和重塑常规优势三种应对方式进行了机理上的分析。“有限核战争”所依托的“升级控制”思想为构建各种威慑政策提供关键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支撑,但也存在多种不足;“反力打击”概念中浓厚的“先发制人”意味迎合了西方军事战略中主动进攻的思想,但破坏了大国间“战略稳定”关系。重塑常规优势主要是以“体制重构”为名义进行的武器装备更新,以及军事体制与作战理念的变革,通过新军事变革的路径美国能够以依托常规优势,对苏联地缘政治空间予以挤压。文章还具体从风险、成本等诉求,以及技术限局和政治氛围等方面分析了导弹防御、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盟国间的有限核扩散等方案遭到搁置或抛弃的原因。综上所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通过有限核力量运用方面“城市回避”与“选择性瞄准”原则的设定,以及运用反力打击的先发制人,将两者设置为战争失控升级的最后屏障,力求在冲突的进程中使苏联陷入“屈服”与“毁灭”的两难抉择,从而放弃对美国关键地缘政治利益的挑战。进入七十年代,美国通过重塑常规优势对苏联地缘政治空间予以挤压。本文所述时间段内,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调整既兼顾核心价值诉求又依靠多样化力量,在可信性问题上为其提供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