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为文化操演的表征,是不同境域中档案人与档案交互构成的“景观”。档案人、档案机构与档案源生社区(source community)间互动形成的“档案实践”(archiving)使档案“成其为”档案。音像档案的发轫虽是晚近的事情,但它对诸多学科和人类文化的意义是巨大的。“非洲音乐国际图书馆”(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African Music)以休·特雷西(Hugh Tracey)自上世纪20年代起采录的田野音像档案为馆藏核心,是当前世界最大的非洲音乐资源库,几代档案人在此基础上展开制档、建档与用档实践。基于长期浸淫非洲本土音乐生成的审美感知,特雷西富有创造性地利用技术、环境、设备以及身体介入田野录音过程,旨在编排和打磨出如录音棚录音一般“有效”的高质量音响“作品”,考察其“制档”实践为我们思考学科初期的田野采录工作提供了机会。由210张长时唱片组成的《非洲之声》(Sound of Africa)是特雷西最重要的音像档案特藏,他为之编制了一套特有编目体系。通过音像档案的建制化,特雷西旨在构拟非洲本土音乐的档案工作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架构非洲音乐文化体系。由于机构属性、档案人学科背景等因素的差异,音像档案的编目存在不同的观念与导向。地方性或个人化编目与“国际标准”间的缝隙为再思档案建设的意义提供了空间。“Living Archive”是当代包括ILAM在内的诸多档案机构及其实践共同追求的目标,档案人以“赋活”档案的心态与姿态投入工作中,试图“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档案观念与建制,扩展地方性与开放性档案实践的可能。人类的文化与记忆都依赖档案,它不仅是历史与学术的参考文献,同时是活着的、不断变化的主体,是在历史与当代的十字路口(crossroad)触发新的档案生命与叙事的“等待物”。从“档案实践”的入口理解档案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有助于思考档案是如何以及为何形成的,并为从新认知和定义音像档案找到可能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