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属性的发展与传媒功能的扩张。从传媒属性来看,一定的传媒发展总是同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特点;从传媒功能的扩张来看,一定的传媒发展又总是同特定国家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中国传媒的发展也是同特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联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主要是传媒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传媒生产力的变革,权力分割与利益分配作为制度安排的核心议题也是整个传媒发展和传媒制度安排、设计与调整过程中的权重话题,势必涉及多方传媒利益主体的关系变革与利益分配之争,基于这样的意义与层面,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既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意义宏大的文明传播革命和传媒公共福利改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来看,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嵌入到社会系统结构各个领域与发展环节的有机组织,传媒既作为文化内容产品和信息服务的重要生产者而存在,又是资源和环境的消费者,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社会风险和矛盾的分解者,传媒这种多元化的角色与功能使传媒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同社会大系统的其他组织结构与实践主体之间结成一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制衡、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生的特殊关系,并以能量交换和要素流通等实践范式表征为传媒发展演进中的不同生态占位。而传媒制度则在传媒这种多维复杂的关系运动中成为传媒同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规则,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源建构起传媒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中同其他博弈主体即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交流和交换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因此,传媒体制改革绝非单纯的政府、传媒和社会公众于传媒结构内的博弈均衡问题,也不单是传媒政策模式转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应该是一种基于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传媒制度安排和传媒价值的修正与回归。传媒作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重要的生产者供给者、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与渠道以及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受文化制度体系的规约与引导,又同文化发展结成一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具有传媒发展的相对个性与独立性。本研究主要以传媒同文化之间的这种共性特点为问题考察的逻辑起点,将传媒发展置于文化体制改革大的背景下,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对国内外传媒发展与传媒制度相关研究现状与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梳理与把握的基础上,从中国传媒发展所涉及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制度选择与制度预期、传媒制度与传媒体制等相关概念界定及其动态关系的分析入手,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演进与体制改革的相关思维路径与问题解析模式,综合剖析文化体制改革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与制度框架设计语境下中国传媒制度安排的内涵、语境与层次、中国传媒发展的现实环境与制度基础、中国传媒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的文化体制基础及相关的政策理论依据等,并遵循哲学思辨式思维方向,以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制度安排的现状来检视传媒体制演进的基本逻辑、基本路径及改革遭遇的现实困境,明确中国传媒制度安排对文化体制改革制度设计目标价值偏离的问题与根源,并从进化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系统权变论、环境选择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中汲取理论滋养,对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安排设计的理性选择及其意义进行研究与探析,从多维度的制度选择逻辑、制度安排价值取向以及多元化的改革力量汇聚和异权系数分割的制度分权思维等方面,探索中国传媒制度安排的目标修正与价值回归的有效进路与模式,以期为秩序化、理性化、动态协调化和社会化的中国传媒制度供给新格局建设提供一定的思维参考方向与理论资源支持。本研究主要围绕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路和传媒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展开本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一是对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因由、传媒发展的现实压力以及传媒变革的倚靠力量等进行全面的认知与分析,明确阻碍传媒良性运行的主要问题、矛盾和传媒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找出症结所在；其次是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矛盾与改革困境进行理性的研究与分类,以问题化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和设计改革的具体过程,并立足于传媒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制度演进的学理依据确立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三是在对中国传媒制度演进过程遭遇的各种问题、困境及改革深化推进的限制条件等的深入分析与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方案的设计与论证以及改革措施与行动策略的选择；四是根据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宏观特点对改革的基本方案和基本路径等从改革逻辑、价值取向、制度分权等方面进行可行性、效果、风险与意义的评估,并将这些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反馈到传媒体制改革的各个步骤和环节中去,以进一步明晰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制度框架设计、调整与创新所必须涵盖的基本要素以及传媒体制改革可行路径选择的基本经验与规律；另外,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进行回顾与反思,在研究创获总结归纳的同时指出本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相关的策略与建议。通过这种研究的自律与努力,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做出较为客观理性的评价和预测,以期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和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积累有用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