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50年代的“新小说”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文学流派,对当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容忽视。阿兰·罗伯-格里耶(1922-2008)作为“新小说”派的领袖,自1949年写作《弑君者》开始,至2007年《情感小说》的出版,生可谓著作颇丰。在其理论著作《为了一种新小说》中,阿兰·罗伯-格里耶认为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小说已经过时,明确反对萨特的“介入文学”和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作为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由其编剧、执导的一系列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关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理论主张、小说创作与电影作品互为补充,相互映衬,使其在60年代的法国文坛声名大噪,成为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重要作家。早在60年代初,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就有译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其作品及文论的翻译与研究愈加重视,不断深入。此外,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影响也愈发重要,尤其对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目前,中国学者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研究多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其写作手法及作品的结构,或把其归入“新小说”派进行整体考察。同时,已有硕博论文以西蒙娜·德·波伏瓦、安德烈·马尔罗等法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为主题,也有学者专门撰文,探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然而,尚无硕博论文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为主线,涉及其在中国译介过程的文章为数不多,探讨其接受与影响的论文也寥寥可数。本论文选取阿兰·罗伯-格里耶为研究对象,采用译介学理论,重点梳理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这一动态过程,探讨译介与接受的原因和特点,有何因素导致其在中国的接受变形,及其对中国先锋文学的重要影响。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新小说”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的地位作一界定,就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及研究价值加以阐述,进而介绍论文的结构安排与各章节探讨的主要内容。第一章着重梳理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我国的译介历程及研究情况,分为三节。第一节分别考察“文化大革命之前”与“改革开放之后”其作品的译介情况。第二节从“综合研究”、“某部作品的研究”、“理论主张的研究”、“写作手法的研究”四个方面介绍罗伯-格里耶在我国的研究情况。第三节分析其译介与研究的特点,包括译介充分,研究文章较多,翻译与研究呈良性互动等,同时指出研究往往集中于早期的几部作品,且研究专著少。第二章主要探讨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我国的接受及接受变形的原因,分为四节。第一节归纳接受的特点,强调早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评价不够客观、公允。第二节从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等角度着手,分析接受的原因,并突出罗伯-格里耶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对其在我国的接受的促进作用。第三节指出在接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变形,并从“外国文学的综合影响”、“中法文化传统的差异”、“当代中法社会语境的不同”三个方面论及变形的原因。第四节指出罗伯-格里耶的三次中国之旅促进了其在中国的接受。第三章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对我国先锋文学的影响为主题,分为两节。第一节从“观念的影响和接受”及“技巧的接受与运用”两个方面论述其对我国“先锋派”作家的启迪作用。第二节从“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之一——余华的作品入手,探析罗伯-格里耶对余华早期创作的影响。在上述章节的基础上,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的译介历经半个世纪,虽然其作品在历史上遭受过许多质疑与批评,但在异地、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再次焕发出生命力。第二,译介的过程包含研究的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其在中国的接受,从中体现译介与接受的良性互动。第三,其作品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中国读者对它产生了多元的理解,作品的接受出现了某种变形,尤其可以在先锋作家早期的创作中看出。第四,阿兰·罗伯-格里耶对中国先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观念上,而且涉及写作手法。本论文不对翻译活动的狭义过程,即语言转换的过程进行研究,而是着重于考察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这一动态过程。通过探讨此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及接受的原因,论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何种条件下,外国作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可能经历接受的变形,进而在方法论上为今后研究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提供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