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基本目的是评估社会媒体对中国治理的潜在影响。因此,选择了社会中心说对治理这一概念的定义。社会媒体影响着政策制定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并处于以社会为中心治理概念的语境中。这里必须考虑以社会为中心治理模式的复杂环境。准确地说,社会中心治理概念假定了政府不再是权力的唯-中心,其权威不断受到各类社会行为体的挑战。另外,政府无法继续在明确划定的领土边界内施行权力,面对的也不再是固定的群体。学术文献对中国社交媒体的评价说明了这些应用的本质特征会强化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为更好地理解这些过程,我们利用Maarten Hajer的审议政策分析框架。首先我们确定了作为案例研究的“小悦悦事件”网络审议的主要事件情节。为了评估微博对该事件的审议是否对实际政策制定造成影响,我研究了特定事件情节成为论述霸权的现象。若事件情节获得论述结构化(即行为体主要运用该事件情节来解释社会现实)与论述制度化(即论述被运用到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如新法律或其他特定决策中)。分析结果显示两条在微博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情节：道德败坏及法律制度事件情节占据了微博审议的主导地位,由此它们获得了论述结构化。而对政府后续措施的分析显示在政治论述层面这两条事件情节都成为政府部门的评论与词汇框架。另外,通过观察政府实际制定政策的步骤,可以发现道德败坏与法律系统两条事件情节都被特定的政策举措所采纳,完成了论述的制度化。这样,通过利用对政策传播的分析手段,本论文发现微博等社会媒体的审议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政策制定。另外,根据“论述环境”的概念,本论文深入探究了社交媒体对政府与社会间交流的可能影响,并调查了微博对中国治理模式带来的可能挑战。这里我们发现由于社交媒体自身的非正式性与公开性,这些应用程式为政府与社会间交流提供更为“非正式”、更为“情感化”的模式。而从更高的层面分析,本研究发现微博等社会媒体能促进政策制定的互动,这一模式与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该模式中的政治问题拥有不同的诠释,相应,政策制定同公开的问题界定有关。政府与社会都可对构成政治问题所包含社会元素的最终的界定造成影响。社会媒体对中国治理的挑战可被理解为这组程序能够适应所谓的“审议共享群体”,从而对特殊政策发布产生巨大压力。社会媒体可以动员大量不被地理及行政区划限定的群众,这是治理模式所带来的主要挑战。将这些群众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是一个日常的政治事件及其的传播平台(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