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股权代理成本。西方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引入了债务融资可以缓和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对公司治理具有正面功效。银行贷款是中国上市公司目前最主要的债务融资方式，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贷款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功效，特别是在中国国情下能否发挥类似于西方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文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理论分析，归纳出银行贷款等债务对企业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贷款等债务的定期偿还，可以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从而压缩经理人的职务消费，抑制低效率投资，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②负债比例越高，就越有可能引发企业财务危机或破产，进而导致经理人被“管教”以至离职，为了避免财务危机或破产下自身利益的损失，经理人会自我约束，努力经营；③负债会引致债权人对企业的监督与控制，特别是银行具有监控借款企业的优势，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银行会要求企业接受严格的借款合约，并在日常经营中，对合约的执行认真监督，限制经理人的不当行为。　　 其后，本文使用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①、②两项功效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发现：(a)银行贷款比例与企业管理费用比例存在负相关性，即随着贷款比例的提高，管理费用比例会下降，这意味着银行贷款可能具有减少经理人职务消费的功效；(b)银行贷款对企业整体经营效益的提升没有功效，反而恶化了企业绩效；(c)出现财务危机时，银行贷款与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离任之间没有关联性，这说明银行对经理人的替换没有作用，贷款无法发挥“威胁”经理人努力经营的功效。　　 接着，本文建立银行监控借款企业的分析框架，对中国银行监控企业的历程、现状和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银行对借债公司进行监控的动力与能力均获得长足发展，但作为债权人对企业介入的程度还不深，对企业治理的功效还有限。　　 在中国上市公司中，银行贷款对企业治理的效应与基于西方理论分析的结果不一样，原因在于目前我国还存在着“预算软约束”、法律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经营者非理性等因素，这些都阻碍了银行贷款等债务对公司治理发挥功效。　　 本文研究发现的新现象：银行贷款比例与企业管理费用比例存在负相关性，意味着银行贷款可能具有减少经理人职务消费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