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与创意产业化推动下,上海通过发展创意经济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上海的创意产业政策从物理空间上构建创意产业园区向各产业与创意融合式发展转变,以建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与打造设计之都为目标,逐渐提高文创消费的重要性。上海创意市集作为文创消费的一种形式,呈现出流动性高、低知识产权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促成了创意市集的诞生与发展。在文创消费的政策指引与疫情下夜经济、地摊经济概念举世皆知的背景下,创意市集迎来了数量与规模的迅速扩大,但创意生产逐渐减少,出现了“1%的原创,99%的通货”现象。因此文本试图解释创意市集内部的创意消失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与机制,探究作为场域的创意市集内部,不同行动者对制度的理解与把握是如何影响到创意市集的发展,以及青年亚文化与市场是如何互相建构的。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法,深入调查创意市集的历史性发展与时下的状态和问题。根据开放性与组织者性质,可分为商业性市集、旅游性市集、公益性市集与校园性市集,调查地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性市集与旅游性市集,即上海的正大广场与思南公馆创意市集。利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共访问20名摊主、市集主办方、市集信息平台。通过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将创意市集视为一种场域,市集中的地方性文化界定了其社会结构,同时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为经济主体提供了理解世界与做出策略行动的方式,最突出的手段是制定政策,约束行动主体,行动主体也在受限的过程中通过能动性影响社会结构。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场域内的参与者构成、其中的在位者与挑战者的位置与意义、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上的共同理解如何通过解决竞争中的主要问题和控制不确定性来建立稳定的场域,从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探讨创意市集发展期间的壮大过程与发展逻辑变化,制度环境是如何导致创意市集中的原创力由强变弱。本研究发现,创意市集作为一个引进概念,从二手旧货与原创作品市集变成了以创意为主导的吃喝玩乐综合性市集。创意市集的构成要素包括合法性、灵活雇佣模式下的创意阶层、趣缘为基础的青年亚文化,但2018年之后出现了数量递增、原创减弱的现象,创意阶层部分退出创意市集、不同群体间的信任崩溃、消费群体与目标逐渐大众化,市场也向高比例手作和高比例通货（进货来卖）的市集方向分化。上海创意产业的制度影响创意市集的发展,提出产业融合与文创消费、创意市集成为夜间经济新代表,尤其在地摊经济试点成功、疫情中如何解决就业并拉动消费的问题困扰与环境不确定之下,创意市集作为背靠商家、具有合法性的创意活动形态,迅速扩展。场地方的监管者角色、主办方的管理运营角色与摊主的独立经营者角色存在经济效益、创意生产的不同目标,但在制度的影响下,主办方规模化、商业化,其目标变为纯粹的经济效益,由于受到政府的政策性扶持与实际引导,在位者角色不可动摇,通货卖家作为挑战者挤占原创者的生存空间,借由信息平台进入创意市集。创意阶层的浪漫主义与消费美学、趣缘为基础的群体认同感,因文创消费异化、缺乏行业性组织与面临角色选择而逐渐被削弱,从而部分退出创意生产,给予通货更大的商业空间,原先的文化发展逻辑被商业逻辑进一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