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料被称为“粮食”的“粮食”，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施肥是增加农作物单产的重要措施。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肥料使用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由习惯经验施肥转变为科学施肥，由只施氮肥转变为平衡施肥。这些转变是众多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工作的结果，是植物营养学发展的见证，更是中国肥料政策转变的佐证。　　朱兆良，1932年8月21日生于山东青岛。1949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艺系，1950年转入化学系，1953年毕业，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至今。1993年获得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术委员。朱兆良在植物营养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多项研究成果或者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或者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朱兆良为线索对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发展史进行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植物营养学发展历史轨迹，这对于了解和掌握中国土壤化学肥料的科研、施肥技术推广发展过程与成就，了解中国肥料政策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朱兆良中小学接受的都是先进西式教育。1949年，他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四年大学生活让他养成了理性思考问题的习惯。1953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工作到今天。期间，他经历专业与职业的磨合期，服从安排到古巴援建一年，还在泗阳做了几年农民。从1974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土壤氮素，他用20多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土壤氮素研究领域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花甲之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踏出别样的浪花。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院士，离不开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名师的指导，领导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更离不开朱兆良本人所拥有的独特内在气质。　　朱兆良对土壤氮素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提高化学氮肥利用率，减少其损失”。他以“任务带学科”的研究模式和同事主要围绕着作物高产及环境友好的总要求，研究土壤氮素转化与迁移，着力于作物（以水稻为主）高产中氮肥合理施用的理论和技术的探索。提出并论证了以“区域平均适宜施氮量作为宏观控制的基础，结合田块具体情况进行微调”的推荐作物适宜施氮量的建议;为追求氮素的农学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他在太湖地区和黄淮海平原等地区系统研究农田作物系统化学氮肥的去向;他根据田间观测和文献数据总结得出:中国农田中氮肥的当季作物表观利用率较低、损失率较高，降低氮肥施入农田后的损失率是提高其当季作物表观利用率的潜力之所在，也是减轻面源污染的着力点和关键。　　朱兆良积极推动植物营养学发展。组织编写《中国土壤氮素》、《中国农业持续发展中的肥料问题》等专著。他借鉴国内外已有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的设计经验并结合国情，于1986年与钦绳武同志合作，在河南封丘试验站建立独具特色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他两次组织土壤氮素研究领域全国会议，朱兆良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还推荐学生和同事参加中外合作项目，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发展的平台。　　朱兆良和国内外同行利用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2003年启动“农业面源污染项目”的机会，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经过调查，加之多年科研工作中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深刻认识，他指出，造成中国地表水氮、磷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集约化养殖场畜禽排泄物，其次才是农田中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作为一名植物营养专家，朱兆良深知肥料对提高中国粮食产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是伴随着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同时，化肥施用量在逐年增加，氮肥的当季利用率只有约35％。为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压力，也为节约农业经营成本和保护环境，他从不同的层次、不同视角思考如何保障中国粮食数量充足、品质优良、结构合理，以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　　朱兆良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取得卓越的成绩与他在研究工作过程中注意形成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分不开。对研究对象的热爱和坚持、本人的个性特征和植物营养学研究范式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朱兆良学术风格。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深入理论、简化技术，敢于挑战、创新，对象专一，广泛涉猎是朱兆良学术风格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