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司法体制上不断进行探索,到现在诉讼模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变为了职权主义兼有当事人主义的模式,由于这种变化的发生,释明在司法实践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纵观我国现在的施行的法律法规,没有对于释明有完整体系的规定,而散见于诸多的司法解释当中。有关于释明的规定在实践中运用也是越来越多,为了使释明在实践中更好地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则需要对释明制度进行分析与完善。在实践中,对释明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通过梳理,现在阶现释明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第一百二十四条和一百二十六条是对释明的体现,除此之外,再有对于释明的规定出现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不少地方也出台了一些关于行使释明的文件。由于没有明确的释明的立法,其在规定上存在不足,在实践中法院在运用释明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释明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对释明的规定不系统,释明在实践中运用愈来愈频繁,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我国目前法律上却尚未对释明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得释明的运用会缺乏统一性,导致释明行使不适当、不统一,法官在出现相同的情形时可能出现释明行使不同,这反而不利于释明的充分行使。其次对上释明的行使范围不明确,释明所涵盖的内容没有规定,释明所要行使的标准也未进行规定,在实践中法院如何应当使用释明、如何可以使用释明这个界限很难把握。再次释明的阶段问题,没有规定释明在各个阶段中如何使用。最后当出现释明不当的情况时,没有规定如何来进行救济,这也是释明制度上的一点不足。通过对释明制度上的不足进行分析,对其完善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思考:第一,完善释明立法,使其有属于自身法律规定的内容,而不再依托于多种法律法规,并且需要注意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第二,完善释明的行使范围,有限的扩大释明的行使范围,使释明可以运用在更多的情形之下,并且需要在行使界限上进行一些规定,以帮助法院来判断是否使用释明。第三,对释明的行使阶段进行规定,使释明的整体构建更完善,也可以使法院对于各个阶段释明的行使更加规范。第四,增加释明的救济机制,在实践中出现释明不当后一般是通过上诉在诉讼请求中说明情况,途径比较单一,可以考虑增加释明的其他纠错机制,及时消除释明不当的情况,以保证当事人其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