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民族"的现代主义建构论出发,试图深描“中国”民族认同在晚清的话语建构。方法论上,本文跳出了以少数知识人的思想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窠臼,利用了大量普通士大夫的文集、书信、日记等史料,得以从事更具综括性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作者拒绝接受中国民族原生论,将历代的夷夏观与天下观和普世文化观联系起来,借用历史上的著名“爱国”案例证明王朝下不可能产生民族意识。于是民族认同被置于近代中西互动的语境下,被视为文化创伤(而非政治创伤)的产物,反映了历史与想象、重构与创造的辩证作用。诸多证据指向一个事实：要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际,“西方”各国才在加深的认识中被建构为与中国文化对等的文化实体,中国士大夫才真正深刻而广泛地感受到文化创伤,正是在拥抱现代性、批判(乃至否定)“传统”之际,“传统”才被建构为传统,形成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的对立,而“国耻”渐渐被引为个人之耻,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文章否认有关“民族”的任何独断定义,但相信人们之看待民族,主要无外乎四大维度,即时间(历史)的民族、空间(领土)的民族、人民(种族)的民族和文教(文化)的民族。通过分析人们的话语表征在这四大维度上的“我—他分界”,晚清到民初(事实上很多方面延伸至今)的独特中国民族认同得以勾勒其轮廓,概括其特征。国家意识挣脱了天下、朝廷和地方认同的束缚率先兴起,但仍不免牵缠于领土性的、种族性的、文教性的多种国家观,并被置于非道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体系中,这大大改变了民族认同的重心和方向。强势国家成为对抗这个弱肉强食世界的首要武器,在向强者认同、向世界(即西方,即现代性)归化中,时间和历史被改造,亦即被重估价值,未来导向所引致的历史断裂感和迷向感使得从乌托邦到青年激进主义、从历史的相对化到虚无化不过一步之遥。民族不仅被建构为“民族—国家”(对应着国家意识的兴起),也被建构为“民族—社会”(对应着社会意识的兴起)。然而士人想象“人民”四分五裂,民格卑下,这映现出他们的集体低自尊和自我仇恨。人民首先是被当成定位于世界种族等级体系之中的血缘性“种族”,个人主体性不彰,而从属于国家的生命政治。普世主义和整体主义文化观,在实践上很容易导致从中体中用直接转向西体西用(即全盘西化),后一倾向在甲午之后迅速发酵,中国似乎由文明上国眨眼间变为野蛮土番。中体西用论正是对此的反动,意在抵抗西方的单一神教和文化霸权,维护民族的文化认同。然而进入民国后,中体迅速虚化,仅剩下西用。总体上说,中国民族被想象为一个有着历史性疆域的种族一血缘大共同体,当历史文化迭遭破坏、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强调阵营划分从而造成社会分裂之秋,共同的血缘(或称黄帝的后裔)和对帝国疆域的历史记忆(或误记)似乎成了唯一的民族纽带。国家全面压倒了社会(个人)、历史和文化,成为民族四大支架中唯一现实的力量,但也削弱了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并使民族更加世俗化、工具化,除了面对严重外部威胁时外,无力激发同胞之爱的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