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对译者身份问题的广泛探讨，始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并于90年代正式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文化这一大背景下的译者身份研究中，译者在翻译时并不是机械地完成语言转换，而是会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译者在翻译时会有意无意地受到自身文化背景、个人意识形态及翻译目的等语言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翻译研究中，考察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对译者文化身份的研究也是客观评价译本与译者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期以来学界对译者文化身份的研究大多分为两类：一是对文化身份概念的介绍；二是对具体某一译者的文化身份的分析。不管是对文化身份概念的介绍还是对具体某一译者文化身份的分析，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都还不够丰富，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
　　翟理斯共译介了《聊斋志异》里164短篇故事，篇数上超过了以前的译者。该译文质量较高，对其他欧洲国家《聊斋志异》的翻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译本中存在着大量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作为汉学家，翟理斯集中西文化为一身，拥有着民族身份、宗教身份和职业身份多重文化身份和复杂的文化背景，鉴于翟理斯多重的文化身份以及对其翻译所产生的影响，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研究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是十分契合的。
　　本研究以译者文化身份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为例，采用定性的方法，主要分析翟理斯的文化身份对翻译《聊斋志异》的目的、对其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质量以及译文接受这五个方面产生的影响。论文以文本事实为依据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翟理斯有哪些方面的文化身份？2）翟理斯的文化身份对其《聊斋志异》译介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文章首先分析并总结了翟理斯的文化身份，主要包括民族身份、宗教身份、职业身份。其次，文章分析了翟理斯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目的、翻译篇目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最后，文章探讨了翟理斯的文化身份对其译文质量和译文接受的影响。研究显示，这三种文化身份对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有着广泛的影响，如对翻译策略、原文选择、译文质量和译文接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