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艾青的出现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影响了两代诗人的创作,但是在评论界,对艾青的评论出现了诸多正确的或有偏见的阐释。实际上,这正体现了艾青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诗人,其创作主体的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就值得我们去关注。本文依托于艾青的具体诗作及其相关的评论去观照艾青作为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在处理诗歌世界与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自我矛盾,并从这种内在的矛盾中去认识诗人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对自身处境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从中寻找出他对我们民族和民族诗歌发展所给予的启示。 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主体,艾青一直是以个人独特的方式进入诗歌的,并以这种独特的个人性去承担民族前行的重任,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独特性便成为诗人的自我悖谬。艾青以画家的直觉与印象对世界作出自己的感知,同时作为“农人后裔”的独特身份与其在法国巴黎所感受到的异域生活方式,以及诗人注重个体感受和强烈的民族情绪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不能统一的“两个艾青”,一个是“暴乱的革命者”,一个是“耽美的艺术家”。所以,艾青从一开始就是以这样一个矛盾的复杂个体进入诗歌,从而造成了在具体创作中的自我分裂,这种分裂带给诗歌的是内涵的丰富与复杂,而在具体意识形态领域,却成了“不合时宜”的“罪证”。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将循着艾青创作主体独特性的形成、偏移与回转这一理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作品和创作主体实践互渗的方法,将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行吟者的歌,从他与生俱来的“农人情结”和故土背景与他对都市的感受中,去论述艾青对民族命运及苦难的悲悯与献祭情怀,这一时期也是艾青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二章:从延安到北京,主要论述这种独特的复杂感受和表达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在矛盾而导致诗人内心世界的自我分裂,也是艾青坚守个人独特性的困惑。第三章:归来的歌唱。论述艾青在蕴育和沉淀了二十年后,在诗艺、诗歌内涵的深刻与丰富性的回归,完成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民族历史的追问,从而形成了艾青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结语部分是从上述研究对当下诗歌及当下文学的现实观照,更多的是艾青的诗歌创作给当下诗歌评论和创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