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国促进并购重组机制改革的重要一年,通过简化政策审批环节、增加相应的财政资金投入等方式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增加了企业并购重组的积极性。业绩承诺作为并购重组中的常用附加协议,对并购双方而言,在促进并购交易进程、消除信息不对称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但是,不合实际的高额业绩承诺必然具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在经历2015年、2016年的并购高峰后,并购重组中的业绩承诺通常会在2018年、2019年到期。业绩承诺在并购重组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正反效应对于并购重组中的双方的影响值得探究。本文选取立思辰为案例研究对象。该公司采取横向并购的发展战略,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向“教育业”的转型。2016年,立思辰并购事件高达6起,支付的合并对价高达32亿元,是其自上市以来并购最为激进的一年。2018年,立思辰净利润为-13.94亿元,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主要由于公司对各类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3.7亿元,其中仅商誉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0.76亿元。本文主要结合并购协同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价值相关性等基本理论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案例分析,探究业绩承诺对于并购中商誉减值的影响。通过阅读业绩承诺、商誉方面的文献,本文先整理了有关对业绩承诺的设计机制以及正反向效应、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等国内外文献综述。并梳理了本文研究的三个理论基础,分别是并购协同效应、信号传递理论、价值相关性理论。紧接着在第三部分并购与商誉的制度背景以及现状分析中,梳理了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制度背景、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并购业绩承诺与完成情况、商誉的会计处理、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与商誉减值情况以及教育业并购情况。在第四部分案例分析中,选取了因并购积累大量商誉而在2018发生巨额商誉减值的立思辰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先讨论了立思辰的发展战略与股权变动情况、再梳理了其商誉形成的原因,最后分析2018年不同被并购标的资产商誉减值的原因。第五部分从会计准则应用、并购双方以及外部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采用的研究数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只选取了单个案例进行研究,在广度上较为欠缺,不能反映出一般性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