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和翻译标准的探讨,而注重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下研究翻译。几乎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同时,电影改编研究也提出了“社会学转向”一说。在此“双重转向”的背景下,作者着重探讨了“电影改编作为翻译”的可能性及重要性。电影改编研究和翻译研究有着许多共同的基础。“忠实”、“原创性”和电影改编及译作的“地位”是电影改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三大共同话题。改写是电影改编和翻译的本质。当代翻译研究中,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弗菲尔的改写论为电影改编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化历史视角,对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个方面深入探究复杂的电影改编过程,提高电影改编的地位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以好莱坞著名导演彼特·杰克逊对美国作家艾丽斯·西伯德的畅销小说《可爱的骨头》之同名电影改编为例,运用美国电影理论家托马斯·里奇归纳的电影改编模式分析了杰克逊对小说的改写策略,指出导演对小说中的奸杀情节采取“删节”,主要是基于吸引更多青少年观众和满足美国电影评级审查的考虑；对小说中“两个天堂”的描写采取“纠正”,主要是基于迎合美国传统宗教观念的考虑；此外,相似的恐怖主题、人文关怀,反映角色特定心理的拍摄手法以及大量电脑特效镜头的运用,也让杰克逊曾经执导的好莱坞经典奇幻片《指环王》(2001-2003)三部曲对电影《可爱的骨头》(2009)形成“映射”。通过对比小说和电影改编,作者指出小说中的母亲身份在电影中弱化了,这是由于导演的男性视角以及以父亲为中心的美国家庭价值观的影响。凶手的形象在电影中也被抹去人性的一面而塑造成彻底的反面人物。于是,适逢9·11周年纪念和圣诞期间上映的电影《可爱的骨头》(2009)担负起了在影像世界中惩恶扬善,抚慰人们受伤心灵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