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二者的实践主题吻合、发展道路吻合、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离开了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丧失了对最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沦为纯粹的思辨活动;离开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会迷失方向。现代性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而言,现代性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是一场科学化和机器化的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商品化的市场化运动、是一场市民化的城市化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政治运动。现代性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展开和实现,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指向。马克思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现代性便成了马克思批判、检讨的“此岸世界”,他的思想经历从现代性的追随者到批判者再到重建者的转变。从“资本”来透视现代性、从“异化”来诊断现代性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消费批判和生态危机批判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性进行了极端的解构性批判。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时候,中华民族恰好在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入侵下被带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浪潮之中。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便遭遇到一起,实现现代化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必经道路,而民族救亡图存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而,近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是历史的契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获得了现代性的资格和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探索:“四个现代化”是现代性建构的目标、“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现代性建构的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现代性建构的手段和动力。党对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探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确保了中国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明确了全面发展的方向。但同时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在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如何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以往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那种依靠群众的极大政治热情、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建设并被认为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教条化、绝对化;另外,党是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对国际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的反应,使得党内容易接受当前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错误论点,容易接受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是同国际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错误论点;同时,党和国家体制存在弊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必须正确认识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在历史的十字关口,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开始了中国现代性的当代建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模式的现代性。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党的领导论是中国模式现代性的五个维度。中国模式的现代性建构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开启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新篇章。其中,民族复兴是现代性建构的宏伟蓝图;“四个自信”是现代性建构根本前提:道路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理论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力量、制度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力量、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四个全面”是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制度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了法治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领导力量现代化的新篇章;全球治理是现代性建构的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