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是吴宓记述自己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1949年,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吴宓,在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嬗变之际,为了不离开这块对他来说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根植所在地,他毅然选择了留在祖国大陆。然而在此后的西南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他的际遇跌宕起伏,既得到当局的礼遇,也备受运动的摧残,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每日所思所行所见所闻,直至因“宁肯杀头,也不批孔”而被打成“反革命”,最后含恨而终。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历史,是从政治思想、经济状况、思维方式、文化趣味、精神面貌,从穿衣戴帽的方式到灵魂的全面毁灭的历史。然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是单一的。有发疯的,有不堪侮辱而含愤自杀的,有亲人被镇压而流离失所的,有从此默然隐忍的,也有戏剧性表现如自煽耳光如冯友兰辈,贤愚死生、长短优劣,在洪水滔天之时,各有其表现。从大的方面看只是一部毁灭史,而从内部看去则各具死亡之姿。《续编》是一部以生命实践个人文化理想的记录,同时也提供了一幅知识分子身体与灵魂的群体挣扎图。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本文以1949-1955年的日记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吴宓日记》。笔者严格遵循从文本出发的原则,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教育思想、“红学”研究、诗歌创作的建树与贡献作了分析与梳理。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注意了时间的顺序。在1949年至1955年的细琐生活中,爬剔出吴宓重要的心理变化,找出内在的逻辑性,扩展了吴宓研究空间。文章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初来风雨尚能支祸起朋友唱和诗”,主要是分析吴宓1949-1951年的生活,展示了新中国刚成立,作为新人文主义代表的吴宓去留价值选择。吴宓为了“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之目的”,依然离开了条件较好的武大、放弃了重返清华的机会,留在了西南重庆。对新政权的畏戒,他安于清贫,沉浸在中外典籍中。后因同为“学衡派”成员的邵祖平诋毁鲁迅而受到牵连,吴宓的“反动”诗歌被查处,一向“默安居命”的吴宓被推到人民政府的对立面。吴宓为避祸作了多方努力,日记中详细刻画了吴宓心态;第二章为“侥幸脱身过三反终难漏网实堪伤”,主要是分析了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吴宓面对价值观迥异的意识形态要求,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从心态、行为上自我调整,从一开始“事不关己”、“自己众人皆忙,独我闲”的封闭状态到积极参与思想改造且为“模范”。这一状态的改变是吴宓主动选择,同时“主动”的背后又有太多的压抑、被动性;第三章为“言不由衷话红楼时移世易看胡适”。本章主要着眼于这两次运动中吴宓的行为表现同他以往关于《红楼梦》和对待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胡适的态度,通过对照反观吴宓的文学、人生价值观,得出了在更加专制的生活空间里,吴宓及其所代表的新人文主义的理想是更加难以实现的。第四章为“文教中华终难成恳请免为人民师”,分析了在1955年怀揣着人文教育观的吴宓遭遇了大学场域内“反学术权威”运动。面对助教的刁难、系主任的周璇、校领导的多次“劝慰”,最终吴宓是偷身乏术,主动要求退出自己执教了三十几年的杏坛。本文主要是截取了解放初吴宓生活中的一个缩影,着重分析吴宓的心理变化,为我们展示了一代学人在解放初期的身体与灵魂挣扎图景,扩展了吴宓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