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派兴起以来，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成为各国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国内产业分布格局不断调整变化，产业集聚程度日益显著。当前，高度依赖外贸和依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理清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作用，对于今后中国贸易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现有与本命题相关的研究，基本肯定了对外开放对中国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但缺乏专门针对对外贸易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细致研究。本文从实际需要出发，集中对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并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作用与方式，以为相关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首先，本文梳理了国际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文献，在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基础上，提出对外贸易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张、技术溢出、要素积累、贸易成本、垂直关联、制度变迁六大效应促进了产业集聚，将全球化因素传导入本地经济。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又通过集聚经济效应、贸易选择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增进区域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可见，对外贸易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机制存在自增强特征，在集聚向心力占主导的区间内，一旦作用通道被打通，将形成良性循环。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分布与结构特征、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动态变化和专业化特征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探讨了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相关性，进而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从宏观和与国际分割生产关联性两个角度，对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日渐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在时间趋势上，对外贸易与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发展体现出同步性。制造业集聚与地区专业化水平提升的时期，往往是对外贸易加速发展的时期；在区域分布上，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表现出同状性。制造业对外贸易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态势，东部沿海地区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份额虽有提升，但总体上相对落后的态势没有改变。与对外贸易的区域分布相一致，中国制造业集聚现象突出，同样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中心—外围格局，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总体较强并呈现不断强化的长期趋势；在行业层面上，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程度基本表现出了同构性，外向程度较高的出口密集型行业，其产业集聚水平普遍高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在贸易方式上，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割生产，产业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程度与其集聚水平表现为正向相关的关系。在对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在传统贸易理论、马歇尔外部性思想、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假说，建立一个包含众多变量、产业特征与地区特征交互作用的计量模型，选取涵盖1985-2008四个典型年份和几乎所有流动性较强的“松脚型”两位数制造业的数据，按时间线的纵向和不同产业类别的横向两条线索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与地理优势的交互组合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产生了确定性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国外市场的拉动下，出口贸易强度越大的产业越倾向于集聚在对外贸易成本较低的东部沿海省区。而且，这种作用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此外，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在出口贸易中体现，进口贸易的作用相对较小。本文在国际分割生产框架下，进一步验证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途径。基于2002—2008年31个省区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中国利用其比较优势，主要承担国际垂直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和一般技术组装区段的生产环节，地区参与的国际分割生产促进了制造业总体的集聚，但其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基于2001—2008年2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主要通过以跨国公司主导下的FDI和国际外包为形式发展的加工贸易来推动，产业参与国际分割生产是其地理集聚的重要促进因素。最后，本文在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结合当前背景，对中国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制造业集聚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疏导外贸增益机制，提高产业集聚的层级；第二，调整贸易地理结构，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第三，嵌入新型国际分工，防止产业链条低端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