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在于旧的秩序正在解体，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过去这个时期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周王衰微，礼制败坏的社会，但笔者通过阅读《左传》、《国语》发现:这一时期晋国的贵族对礼有自己特殊的认识，并且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将“礼”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平民化，使“礼”进入了成熟期。本文以晋国贵族为切入点，分晋侯和晋卿两个层次来研究他们对礼的认识。　　本文着重从三个部分研究晋贵族对礼的认识:　　第一部分，以晋侯为研究对象。第一节分析了晋建国乃是周初“封建”，实行宗法之礼分封的结果，说明晋国与“礼”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第二节通过晋侯使用礼的正名、定序功能用以说明晋侯对礼有自己特殊的认识，将礼作为了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第三节通过修身养性、以礼教民说明这一时期的晋侯们不仅非常注重用礼提高自身的修养，而且注重用礼教化民众，提高民众的素质和修养;第四节通过出使以礼、赋《诗》、盟誓、军礼一系列的外交之礼，说明晋侯将礼作为了立国之本，并应用于外交中，对外给晋国树立了一个尊礼重信的泱泱大国形象;第五节通过晋悼公以礼待魏绛和师旷以礼劝谏晋悼公，并以晋平公对礼的认识作为结尾，说明晋君已开始明辨“礼”与“仪”之分，礼成为了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和君主决断国家大事的准则;第六节通过晋“三驾而楚不能争”、“楚才晋用”说明晋侯由于对礼的重视，晋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第二部分，以晋卿为研究对象。第一节通过晋卿用正名、修身之礼来整饰社会，调节人际关系，说明晋卿开始对礼的作用重新审视并进行精神反思，将礼作为道德准则和精神世界的最高追求;第二节通过晋卿以礼对晋侯的或温和婉转、或言辞激烈、或引用《诗》、《书》、或正话反说的艺术性劝谏，说明礼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开始占据了社会的统治权，并且成为了维持君臣关系平衡的手段;第三节通过外交中的以礼选材、以礼为言、以礼对外以及赋《诗》之礼说明晋卿在出使中总是以礼服人，不仅体现了其彬彬有礼的君子形象，而且证明了礼是晋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第四节通过晋国卿大夫叔向的言论来概括这一时期晋卿对礼的整体认识。　　第三部分，侧重于研究晋国君臣对礼的思考。第一节通过礼于教育的关系，说明礼促进了晋国文化、教育、艺术的发展，并使得晋国私学迅速发展，从而扩大了知识分子阶层;晋侯更是将礼的教育功能扩展到了教育民众上，提高了民众的素质;第二节通过晋卿师旷所言说明“勿失其性”是“立礼”的需要，并引用晋悼公的“膏粱之性”说明贵族人性为恶，要想人性成善，必须如晋文公和胥臣的对话中所指出那样:实行教育。教育是使人性为善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第三节通过“不朽”这个词，说明礼于人生价值之间的关系;因礼建立的价值观给晋贵族树立了一个追求的榜样，达到了人际和谐，实现了国内社会的有序，并成为后世儒家观念的源头;第四节通过晋国以礼重民的例子，说明晋国很早就意识到民即是神，甚至民的作用大于神，并用晋国历史上的两次称霸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如能爱民如子，其霸业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