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实体法确定了亲告罪的范围以及告诉的主体,程序法中具体规定了亲告罪案件所适用的相关程序,整个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相关立法规定构成我国亲告罪告诉制度的具体模型。由于司法解释对自诉案件设置较高的程序启动条件,故往往导致案件被害人权利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事实原本应当定性为侵占罪案件,最初往往并不是以此罪立案,而是以侵犯财产权利的公诉案件的程序进行,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移送审查起诉时,检察院认为此案件不属于侵犯财产犯罪的公诉案件,由于缺乏处理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标准,导致了此类案件的公诉与自诉的衔接问题。本文第一部分是亲告罪告诉制度概述,第一节主要通过对国家追诉权产生的过程与个人自诉决定权价值理念,并对现行规定的梳理,明确亲告罪告诉制度的概念,其次,从实体与程序分离的角度,总体上对公诉与自诉特征进行比较,分别概述亲告罪告诉制度的法律性质,同时总结学者关于对亲告罪告诉制度核心“告诉才处理”的法律性质的学说,并指出其中不足,得出合理的观点。第二节则从价值理念的入手,阐述了立法价值。本文第二部分是亲告罪告诉制度比较法考察,首先,全面分析比较德国亲告罪告诉制度的法律规定与制度设置,指出告诉期间制度、前置调解制度、自诉转公诉衔接具体实践经验具有本土化的借鉴意义;其次通过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亲告罪告诉制度法律规定的比较,指出台湾地区公诉与自诉兼并适用亲告罪的立法模式值得借鉴。本文第三部分是亲告罪告诉制度现状与问题。第一节,总结刑事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指出立法现状,通过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处理的数据分析,指出亲告罪在实践中的处理现状;第二节,提出三个问题:受理问题、取证问题、公诉转自诉的衔接问题。本文第四个部分是亲告罪告诉制度的构建,通过介绍刑事诉讼领域的恢复性司法与刑事一体化理念,提出变革绝对追诉主义与新增相关程序制度的具体建议,并提倡基于本土的法治环境完善相关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