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开启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取消农业税理顺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如不能超越税费改革，进行深刻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宏观环境、调整和协同相应的制度，取消农业税前乡村社会的种种不如人意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　　 取消农业税改变了乡镇政府的政治生态，缓和了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但也给乡镇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财政收入锐减可能带来的压力，获取政绩方式转变的挑战。在分析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宏观环境变化，悬浮于乡村社会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乡镇政府可能的行为选择：一方面，为农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减少干预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农民自主性增强。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与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乡镇政府也可能积极创造“政绩”，增加政治资本；以各种方式向上级政府施压，获取自己的利益；采取种种手段，获取经济收益。乡镇政府的消极行为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形象，损害着人民的利益。针对乡镇政府的可能消极行为，我们提出县乡村协同互动下三级综合配套改革，理顺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以走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治乱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