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愈演愈烈,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快速上升,已严重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对宏微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该背景下,为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借鉴冀志斌等（2021）与江春等（2021）的研究,从企业投资效率入手,使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采用公司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探究贸易政策对于企业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金融摩擦理论与实物期权理论出发,分别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探讨该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取Huang and Luk（2018）编制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年度算术平均值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采用Richardson（2006）构建的企业投资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衡量企业投资效率,定义残差大于零为过度投资,反之则为投资不足。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具体来说,对于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投资不足的缓和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促使企业进行更加谨慎理性的投资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资产不可逆性程度越高即固定资产比例越高,贸易政策不确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越高,主要体现在对于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根据实物期权理论,这是由于资产不可逆程度越高,企业若终止投资的退出价值就越高,进行投资决策的时间价值就越高,越有可能选择延缓投资决策。根据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行业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影响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投资规模,但是仅对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较为严重,但是制造业的投资不可逆程度较高,导致其具有更强烈的改善投资效率的倾向;规模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于中小型公司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以及对于大型公司投资不足的缓和作用;地区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以及对于非东部地区企业投资不足的改善;不同时期方面,发现在2008年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且并不显著,而在2008年后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主要是由于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企业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的预期升高,对政策的依赖程度提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升高后,企业不得不加重对于市场因素的考量,进而提高投资效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此外,年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会因为其计算方式的不同而改变。根据研究结果,在贸易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下,虽然企业由于谨慎程度提高有改善自我投资效率的倾向,但是依然会导致投资量的显著降低,因此政府在制定与实施外贸政策时应该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加强政策透明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投资保持稳定。同时,应尽量避免与他国产生贸易冲突,若政府计划对他国进行关税制裁时,应当也要考虑本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带来的影响,可能会造成本国实业投资量的下降。最后,由于本文发现当缺少政策指引时,企业反而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影响面较大,可能存在有形之手干预过多的问题,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损失。因此,政府应当界定好政府“有形之手”的边界,回归其本职职能,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