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为“文类之母”和古典文学的“正宗”,在古代中国一度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与诗歌并举,“诗文大国”的称谓由此而产生。现代史发端之初,在中西文化深度对接的背景之下,经过西方“essay”体与晚明小品文的相互植入,以及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诸公的文体实践与理论探讨,现代散文观念得以确立。与五四散文热潮相呼应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的松懈和淡化,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整个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语境比之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散文迅速地由冷变热,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思想随笔、女性散文、新散文等等争相登场,建构了多元的阅读空间和数量庞大的消费市场,这在文学不断边缘化与泛化的整体背景下,显得尤为出众,因此,有学者称90年代是一个“散文时代”。在90年代散文热的背景之下,发轫于上个世纪末的新散文写作实践,经过近十年的创作积累与探索,逐渐引起散文界的重视。作为一种新的散文创作潮流,新散文在写作立场、思想主题、文体特色等诸多层面皆展现出与以往传统散文相异的因素,这其中,文体探索方面所迈出的脚步是最大的,也是最引人侧目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新散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80年代中期以来“艺术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创作潮流的延续和伸展。立足于90年代散文热的大背景和思想文化界“去中心化”的社会基本语境,是散文界努力“恢复个性”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也与五四散文传统遥遥相应。在具体实践中,他们致力于重新确立散文的话语秩序,在文本的叙述姿态和语言创新上走得很远,某种程度上具有拓荒的文学史意义。并在多个层面上对传统散文文体形成挑战和冲破的局面,其中包括跨文体写作方式、虚构和想象性品格融入、体制的超越、叙事的调整、个体性话语的创新等等。新散文诸作家有着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个别作家甚至走的非常遥远。散文文体自身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为新散文的文体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新的思想文化语境又为散文的求新求变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新散文的文体探索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则是多层次的,涉及到现代散文文体的有多个基本要素,本文拟就在多个角度上对新散文文体探索的内涵进行分析,突出其对以上多个基本要素的突破与超越。新散文文体探索的层面包括:其一是跨文体写作方式,散文写作兼容了小说、诗歌的质素,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其二是新散文在体制上的突破,众多长篇散文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散文“短、小、轻”的弱小格局,扩大了散文的气象和境界;其三是消解了传统散文的真实观,融入想象与虚构的品格,使散文的表现力有进一步的拓展,文本内部的张力也得到扩大;其四是对散文抒情的纠偏,调整了散文的描述方式,把叙述推到散文描写的前台,在叙述的推进上,新散文作家普遍采取了底层叙事的视角,让写作回到大地之上,用生活或历史本身的复杂逻辑去构筑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散文的审美个性;其五是新散文采取了物象并置的结构方式,新散文文本在结构上的充分敞开,人们已很难用主题学的研究来探察文本,他们并置式的营构使散文在各个角度上向世界敞开,这无疑增加了散文在结构上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其六是个人性话语秩序的建立,突出了散文文体对个体性的倚重,让语言回到事物本身,致力于恢复散文话语的活力,冲破既有的散文语言的编码秩序,借助隐喻手法充分发挥词语的能指功能。并充分调动散文话语的内在感觉化,发掘语言的质感,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功能。缺憾方面,新散文探索的过程中也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形式本位问题,恶劣个性问题,理论宣扬过于偏颇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重视并逐渐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