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群体，也是学界、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群体。经过几十年限制逐步放宽的流动，截止2011年底我国已有在目前全国1.4亿左右的流动人口中，2.5亿有1.2亿是农民工。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0%[三星笔记本电脑1]多的大背50%的大背景下，城市化与市民化进程不均衡，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凸显出现，成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三星笔记本电脑2]。农民工的逐步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把原本城乡之间的对立浓缩在了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城乡对立，，成为城乡矛盾冲突的前沿高发区，也成为了做好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三星笔记本电脑3]针对新形势下的农民工新问题，需要切实解决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市民化问题，从形式和实质上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从资本视角切入，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探讨。本文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物质资本四类，提出这四类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均有正向促进作用的四个大假设，并在每个大假设下提出若干个具体的检验小假设[三星笔记本电脑4]，在后面逐一进行验证。在计算出农民工市民化得分之后，[三星笔记本电脑5]通过建立多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三星笔记本电脑6]，分别找到了四大资本影响市民化得分的具体因素。在人力资本中，“技术培训效果”和“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因素，两个小假设得到验证；在社会资本假设中，“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和“社会网络规模”通过显著性检验，三个小假设得到验证；在政治资本假设中，“使用维权种类”和“对农民工政策了解程度”是显著因素，两个小假设得到验证；在物质资本假设中，“务工地居住类型”、“生产经营性收入”是显著性因素，两个小假设得到验证。四类资本也被证明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通过全模型中的比较，四个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大小依次为：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通过全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水平不高，四类资本对其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农民工所拥有的这几项资本都不多，成为导致市民化水平偏低的重要因素。为了尽快缩小市民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差距，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要着重建设他们的人力资本，在维持好本土性社会资本的同时培育他们的再生性社会资本，在加快资本建设的过程中，当下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一定要加以清除，增加其政治资本。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让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的公共物品提供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体系、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体系，实现公民化待遇。虽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入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但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性优势——中国还处在转型中的弹性社会结构，农民工市民化也一定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