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执法证据被运用于公安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既可以降低刑事诉讼办案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又可以提高刑事诉讼效益。2012年出台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确立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法律依据,这是两法衔接机制发展的一大突破。但对该条的含义还有诸多不同认识,从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来看,由于该款规定对行政机关未予明确、运用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模糊、审查判断程序缺失等问题,导致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较大争议和困惑。在我国,采用定性加定量的方法,按性质和程度对违法行为分级处置来界定犯罪。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具有天然联系,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危害程度,其性质即转变为犯罪行为。通过司法机关依法履职直接查处或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到刑事诉讼领域。行政违法和犯罪都涉及到证据制度,两者都具有证据的“三性”特点,都将此视为认定事实的法律依据,但二者在取证程序、证明对象等方面又相互区别。证据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规定不够完善,一些程序性规定相互之间还存在矛盾,这些都导致司法实践运用出现不一致,可能会制约其作用发挥。笔者认为,要明确界定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实物证据种类,并规范具体运用程序,促进法律解释统一化,并通过强化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优化行政机关素质能力及取证方法,建立行政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证据衔接机制等配套制度和措施来保证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