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的世界文学之林中,屹立着两个风格相似但又特色鲜明的经典人物形象,一个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另一个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上、下篇)中的福斯塔夫。在西方,16世纪是上承文艺复兴下接启蒙时代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的东方中国正处于封建君主集权最盛的明朝,双方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都呈现出了早期的现代性特点。西美尔,马克思.韦伯等人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也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且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根据布鲁门贝格的现代性理论,应伯爵和福斯塔夫二者的形象都表现出了“自我肯定”、“自我捍卫”的特点。本文以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即崇祯本《金瓶梅》)和《亨利四世》(上、下篇)为文本基础,从文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从三个方面分析应伯爵与福斯塔夫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点:(1)背景代码。“福斯塔夫式的背景”与清河县的社会各自孕育了现代性的萌芽;(2)性格代码。二者由于符号所指与能指的错位,造成了各种喜剧性的效果,更展现了人在此种社会背景之下生存尺度的转变;(3)情感代码。叙述者在道德层面上对二人进行了否定的同时,又呈现了二人何以至此的复杂原因,并对其表示了同情与怜悯。二者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他们分别与西门庆和哈利王子的关系上,二者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结局。应伯爵对西门庆从来都是唯唯诺诺、甘为附庸,而福斯塔夫在哈利王子面前表现了强烈的主体性。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不顾“兄弟”情义,不改帮闲本色,跟随了别的财主;而福斯塔夫在哈里王子成为亨利五世之后却遭到了王子的“拒绝”,就连死讯也被一笔带过,相较于应伯爵更能表现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正是因为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性特征和丰富的性格特点,应伯爵和福斯塔夫成为了16世纪世界文学之林的经典文学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