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资本市场频发超比例违规增持事件,屡禁不止的违规举牌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违规增持行为主要违反的是大额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该制度要求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达到特定比例时就要履行披露和限期内停止股票交易义务。虽然我国早在1993年就正式引进该制度,但其发挥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违规增持事件的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证券监管者和法院采取的措施既不能有效震慑违规者,也不能妥善地解决违规行为涉及的权益之争。以违规增持第一案“上海新梅案”为例,在证券监管者和法院的双双介入之下,违规增持者最终也只是付出了五十万元行政罚款的违法代价。关于其中违规部分股份的表决权限制和责令改正的范围这些争议问题,监管机构和审理法院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究其原因,主要是《证券法》中关于大额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的规定尚不完善,慢走规则对应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较低的处罚力度不仅不能对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还使该制度成为很多违规者“漂白”违规行为的工具。其笼统而模糊的制度内容也导致执法者与法院在处理争议问题时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面对此类案件时,执法者和法院往往采用保守的回避策略。除此之外,由于大额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被纳入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的章节中,对不同性质的增持行为采用统一的披露细则,因此执法主体和市场主体很容易将触及披露红线的增持行为一律界定为收购行为,进而造成了股价异动。这种认识上的混淆不仅分散了各相关主体对于真正收购行为的注意力,也给不以收购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带来了过度的关注。为解决此类问题,2019年新修订的《证券法》对该制度进行了完善和修改,延长了披露后的禁止交易窗口期,大幅度提高了罚款上限,明确了表决权的限制问题,并引入了民事赔偿责任。从保护投资者和目标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确实值得肯定,可以对违规行为起到较大的震慑作用。但是越来越严格的披露制度和不断加重的法律责任真的有益吗?该制度设定的初衷是为了规范收购行为,牵制敌意收购,保护投资者知情权。但敌意收购难道就没有可取之处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部分敌意收购是为了掩盖非法目的或是为了出售公司优质资产以攫取短期暴利,但事实上敌意收购也可以敦促目标公司管理层履行勤勉义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另外,新法并没有给予大额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独立的地位,也没有对增持行为进行区分。如今的证券市场较之于该制度设立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该制度的独立价值需要得到肯定,持股披露的范围显然已经不能局限于仅以收购为目的的增持行为。以财务投资为主的增持行为的出现与发展需要该制度作出改变。因此,立法者首先应在充分了解强制披露优缺点的基础上,平衡保护投资者和促进控制权市场发展这两大需要并设计具体制度内容,维持该制度的中立性。其次,立法者应当重构大额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认识到该制度独立的独立价值,赋予其独立地位,并根据投资目的设定不同的披露准则和法律责任。最后,新法关于表决权限制和责令改正内容的规范依旧存在不合理之处,建议立法者进一步细化其内容,使其能够真正地发挥预警和规制作用,促进证券和控制权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