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及其诗歌研究成果丰富。其中,学术界对昌耀诗歌的“地方性”研究兴起于80年代中期,与“西部诗”的崛起和批评界对文学地域性的关注产生共振。但新时期的“西部文学”和昌耀“青海诗人”“西部诗人”的身份并非先验的,而是在文学史的“横截面”被发现。而这“横截面”汇聚了地方资源与诗人创作的诸要素。昌耀的旷野之诗正是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互动,也是文学地理学视野下人地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与方法探索为新诗研究提供了开阔的思路。本文从客体空间、主体空间与文学空间的维度分析昌耀及其诗歌。三个空间互相影响,亦有重合之处。第一章主要分析现实地理环境与诗人创作的互动关系,包括地理环境、地理感知对人生选择、创作心理的影响,创作主体在文学层面的能动性反应。从文学表现地往前追溯至出身地、成长地,可知昌耀的祖居地比出生地更具突出的文化属性。尤其是湖南桃源的历史文化与青海的历史文化具有共性,比如奋斗的集体心理。它直接呈现在昌耀早期诗歌中,也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和诗歌创作主题、风格及“大诗歌”观。但昌耀创作中的个人意识比集体意识更强烈,它源自个体性格和人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诗人的祖籍地与作品表现地在地方文化心理上存在重合与错位。此外,诗人从湖南桃源迁移至青海后的“惊奇感”“荒凉感”“悲壮感”,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地理感知”现象,是创作主体对地方的能动反应,与法国学者韦斯特法尔对地理知觉的论述,以及丹麦学者莫斯伦德关注的语言和地方如何表现地方的物质性不谋而合。这融合了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的笔触,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质感,凸显了青海书写的地域特性。而青海方言入诗,也突出了诗歌的地域性。本文第二章借助文学景观的理论分析昌耀笔下的高原景观、游牧景观、城市景观和人物群像的美学特征和象征意义。由文学景观中的“观”展开对诗人观看方式的分析,反观其对地方的态度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自觉融入、自我言说的变化。这是文化认同。其现代城市景观的书写中更潜藏着他对青海高原、游牧之地的情感追寻。文学地理学语境下的空间,是基于具体地方中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抽象集合体,融合了作者的地方经验、创作激情、文学想象等。第三章着重分析昌耀建构“青海”和“西部”的过程及其叙事性、虚构性、精神性。回忆中的青海旷野是青海经验与创作的同构,具有叙事性。其中,地方经验融合了诗人所谓的“痛苦”和在此地获得的归属感。他的自传长诗就是地方经验与创作的同构,将寂寞山乡中的隐秘体验、经验娓娓道来。第二节分析“西部”时空交错的艺术,具有虚构性。《青藏高原的形体》系列诗歌融合诗人时间和空间意识,在突出历史感、宇宙感、开阔诗境的同时,着重于突出文学“西部”的生命意义、人文精神。第三节讨论“终极空间”的特征。它是对西部诗歌艺术与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隐喻的笔法使西部风物成为内在心理危机的象征物,又打破诗歌的空间语法顺承内心的失序,或拉长诗歌的声音表达“现代”情感,或通过语言的冲动增强语感,在语言的层面抵达存在。地理要素在文学空间中的缺失正是诗歌的“现代”特征。“终极空间”是对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精神探原”的释义,具有超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