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开始侵入中国，对中国展开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日加困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境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传统医疗是以中医为主。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凭借优势开始在中国植根与传播，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挑战。中国的医疗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清末作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人口约有百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医疗需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的研究，来分析清末北京的医疗机构的构成及其在清末医疗卫生体系的地位，借以考察中国是如何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转变。清末北京城内主要有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四种医疗机构的存在。清末受西方影响，政府兴办了官医局、官医院等多种形式的官办医疗机构，主要面向广大贫苦百姓，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帝只注重为皇室服务的太医院，而对平民百姓却并无专门的国家性质的医疗机构，往往只是设立一些针对鳏寡孤独之类人群的慈善机构，或成立一些临时性质的医疗机构，轻视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到了清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开展，清政府才开始兴办各种近代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内外城官医院这些专为百姓看病的医院，内外城官医院从创立伊始即有了中西医并重的主导思想，这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医院内部中西医发展并重的先河。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官方医疗机构自古以来(以太医院为代表)服务对象主要是面向宮廷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等。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患病时只能求助于民间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从服务对象来说，主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间或也为政府官员服务。虽然在清末建立了几所官医院，但对于实际医疗需求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需求。中国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民间各种形式的中医诊所、药店等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广大劳动人民医疗的重任。尤其在清朝灭亡后，太医院解散，代表着国家医疗最高水平的医生进入民间，增强了民间医疗实力，促进了民间医疗水平的提高。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权。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十余所教会医院，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清政府的医疗观念也发生转变，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明末清初涌现了大量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从民间筹集资金，成立专门机构来救济广大的贫民百姓以及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这些慈善机构除了解决救济人群的日常生活之外，对他们的日常医疗需求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往往都包含有医疗救助活动在内，在清代就有普济堂、育婴堂等善堂、善会为患病者提供医疗救助。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就有以普济堂、育婴堂等为代表的慈善机构从事医疗救助活动。其中尤以普济堂在规模、管理、资金来源等方面最为成熟，且收效显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济堂在收治病人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分科诊治思想，对于传染性疾病患者，更是将其与其他病人分开诊治，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本文在讨论部分主要从清末京师医疗机构发展脉络、清末京师医疗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对民国初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清末北京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从中医独立发展向中西医发展并举的方向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西医的发展规模、影响也是在不断扩大的，这也造成了中医发展一直滞后于西医的发展。总的来说，清末京师的医疗机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构成了清末京师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因为当时政府腐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建立的医疗机构在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大多都继续存在，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大重要成就。清末京师医疗机构的发展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基础，研究这一时期医疗机构的发展变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卫生事业的影响，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