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历时性角度的研究占据了整个研究的主导地位，对唐代文学空间性角度的考察则显不足。要研究、探求唐代文学的全貌，空间性的考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涉及到文学产生的地域问题。本文拟对唐代的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做一简要的梳理，截取的时间为公元712——805年，以京畿道和江南东道为研究中心，对唐全国诗人进行分道研究，对安史之乱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诗人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做一统计分析，以期窥探唐诗人的地理分布和流动的特点及规律。 以前有关唐代文学地域性的研究多从南北两大区域入手，看南北文学的消融状况。唐代文学的地域性不仅有南北的不同，亦有东西的差异。用唐代实行的行政规划十五道为基础，对公元712——805年诗人的地理分布进行全国性的分道研究,在时间、空间一定的前提下，对唐诗人进行定量、定性分析。 以安史之乱为界限，之前和之后的诗人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安史之乱前诗人到过最多的地方是京畿道,其次是都畿道和江南东道。以秦岭——淮河为界分南北,北方的道诗人数较多，南方的道诗人数较少。安史之乱之后，诗人数最多的是京畿道和江南东道，北方的诗人数减少，而南方的诗人数开始增加。公元712——805年间，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江南东道作为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始突现出来。公元712——805年间诗人的流动特点是：安史之乱后流动性较大的诗人（本文拟定为去过四个和四个以上道的诗人）数量增加很多。安史之乱前，这部分诗人多在北方活动，而安史之乱后，这部分诗人活动地点开始向南方转移。公元712——805年唐诗人的地理分布及流动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是由于战争、经济、政治、交通、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综合导致的。 京畿道和江南东道均是开元十五年新增置的道，一个是两个时间段内诗人数变化不大；一个是变化十分明显，诗人数量增加最多。这两个道诗歌创作地理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有各自的原因，也形成了两个道各自不同的诗歌特点。 京畿道在公元712——805年，一直是诗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由于是首都长安所在的道，故与其他道相比，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亦有四通八达的方便交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诗人汇聚于此。创作于京畿道的诗歌数量多，形式多，特点多，主要可分为文人诗、官员诗、和举子诗三大类。其中文人诗是围绕科举的前后，文人为晋身仕途而创作的诗歌；长安是最高统治者所在地，也是官员汇聚的地方，官员在服务统治者和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创作了一些别具特点的官员诗；由于省试在长安举行，故创作于京畿道的诗歌有一类是比较特殊的即举子诗。由于京畿道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创作于此道的诗歌多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南东道在安史之乱前，文人汇聚的不是很多，安史之乱后逐渐成为吸引诗人的又一重要地区。江南东道的诗人分布的特点是由北向南逐渐减少，沿海各州比内陆各州的诗人数相对多。主要分为集体创作的诗歌和个人创作的诗歌两大类。在江南东道创作的诗歌内容多远离政治，描写的多是江南的山水和名胜古迹，诗歌的形式多样，以联句和唱和形式为显著特点。在越州和湖州分别有两次大规模的诗歌联唱活动。创作于京畿道和江南东道的诗歌在诗歌形式、诗歌风格和诗歌创作主体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