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和日趋下降的出生率,国家人口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因此政府希望通过不断调整生育政策引导家庭在允许范围内生育更多子女,然而生育行为与职业发展之间的权衡是女性面临的一个难以逾越的现实问题。女性不仅是家庭照顾者和子女教育者,还是职场上的工作者,她们通过扮演多种角色承担了生育繁衍、生产、生活、调和等责任。延嗣惩罚效应的存在,使职场女性很难在生育行为和职业发展之间进行权衡。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二孩”政策调整对我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就宏观层面而言,我们将2014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视为两次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我国省级女性就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从宏观视角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状况产生外生冲击的净效应。研究发现:一是从全国层面看两次生育政策的调整均抑制了中国女性就业;二是从区域差异看,两次生育政策调整阻碍了东部和西部女性就业,而没有阻碍中部女性就业;三是两次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发达地区样本组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样本组的女性就业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经济中等发达地区样本组的女性就业影响不显著;四是两次生育政策调整对教育行业女性就业有显著负向影响。就微观层面而言,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CFP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长的净效应。研究发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对样本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长具有显著性抑制作用;无论是“一孩女孩”还是“一孩男孩”,“单独二孩”政策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单独二孩”政策仅对高收入家庭样本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同时,本文利用2018年CFPS数据,运用PSM-DID法从参与率和工作时长两个方面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中国女性就业冲击的净效应。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样本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无论是“一孩女孩”还是“一孩男孩”,“全面二孩”政策对样本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收入家庭样本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长均具有显著性抑制作用。与已有相关文献相比,在本文研究中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创新。首先,与已有研究多从微观视角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效应不同,本文不仅从宏观视角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各个省份女性就业情况的影响,还从微观视角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长的影响,宏观研判与微观探析双重视角相结合,从而更系统地把握“二孩”政策调整的女性就业效应,使研究结论更具系统性和可靠性。其次,无论是从宏观视角还是从微观视角看两次生育政策调整均抑制了中国女性就业,但抑制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和家庭收入异质性,这些更为细致的研究结论为推动女性就业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我国应全社会共同构建促进生育的支持计划,建立家庭、社会、企业和政府合理的分担机制,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和就业压力,全方位支持保障女性权益,促进女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