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的整理研究逐渐成为近年历史文献研究的热点，一个时代的研究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和个案性研究等不同畛域，整体性研究必须依托大量的基础性个案的整理，这样，在整体的综合判断上才不至于流于主观臆断。同时，个案研究必须是置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案研究，每一个科学、客观的个案研究，由个别可以窥见一般，其中亦可以透视出某些带有历史价值的规律性。 张商英在北宋政局中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人物，但其个人比较富有特色：他早年追随熙丰新政，后来作为宰辅绍述新政，政治倾向属于新党的代表性人物，而且颇有“忧国而不惜官”的贤士风范，其直言极谏，不可避免受旧党集团攻击，同时又屡屡与新党权力核心发生冲突，多次遭受新党集团的挤压排斥；他自幼浸淫儒学，终其一生不失其文人士大夫的身份，但早年沾染道风，中年开始向佛，曾受黄龙派东林常总禅师的印可，禅学修养较高，最终得以列入黄龙派兜率从悦禅师的法嗣，是北宋中后期佛教乃至道教最得力的外护居士；他会通儒、释、道三教，主张三教融合，推动了宋代三教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他好尚稽古右文，收辑整理了儒、释、道三家的一些文献，尚有七部编著文献以及一系列诗文存世。故而在后世，尤其在佛教界、道教界和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力。 文献只是信息载体的一种，张商英个人负载有纷繁的评价，崇之者推之为大贤完人，贬之者斥之为跳梁小丑，如果不从古典文献的本来记载予以寻根究源，我们很容易受前人的非理性判断所左右，而难以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述。历史只是关于过去的有目的性的记载，我们已经无法还原张商英思想与行为的完全真实，但通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或可以尽可能重现张商英的部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