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在襄阳实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移民政策。而后,随着移民的增多和不可遏止,明政府改弦更张,实行附籍政策。先后经历了“田产以附籍”、“州县以附籍”、“岁查以附籍”的政策演变。清代继承了“岁查附籍”的移民政策,同时资送和留养也开始盛行。后来随着“摊丁入亩”和赈济制度的变化,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明清移民政策的时间延续和变化,和土地兼并、户籍制度、保甲制度密不可分,保证了移民的生活安定,为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丁兰“刻木侍亲”的孝道故事在民间社会有着悠久的时间存续。在明清鄂西北南漳县的移民社会中,这一时间的存续借助于“逻围”这一空间形式出现,而且在空间表达的过程中,由于“现在”的到场,出现了差异和变化。表现为:孝友、孝节和孝忠。不同的差异在空间中得以累积。孝的时间同一性,通过这种空间的差异和累积而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新内涵,并借助于国家和士绅的活动得到更为广阔的延伸和认同。在这个差异的多维的时空中,差异不是认同的障碍,而是唯一性的前提和原动力。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传统的二元结构整体论有了新的血液,全面的要素才得以真正体现。移民社会成为一个各个阶层所共享的整体。明清两代,襄阳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丰富的物产和便利的水陆交通运输,商品性农作物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兴盛,为襄阳地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要素。同时从时间上来讲,政府的恤商政策也保持了延续,并深入到中小市镇空间,而被商人内化为商业道德诚信。商人们一方面兴建会馆,投身于内部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举慈善于乡里,参与市政水利设施的建设进行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商人的活动弥补了官府行政系统的社会不足,成为促进移民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社会认同的中介者之一。襄渠的兴修与重浚是襄阳地区水利事业的表现之一。由于移民进行的生产活动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水患频发。在国家和士绅的主导下,不管是“政治中心地”还是“边远乡村”,按照按“田亩派夫”和“人头派夫”的征派方式大兴水利事业。水利事业的兴修打破了地域的隔离。同时为了募集资金和更好的利用,绅商官民广泛参与进来,最终在水利事业的信仰空间里达到社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