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巨大成就,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位。中国增长模式重要特点是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投资占GDP的比率处于世界高位,相应的消费占GDP比率处于世界低位,高投资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改变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投资比率的不断提高,投资效率明显降低,造成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出口,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中国成为全球失衡的指责对象。因此,系统地探讨结构转变的内在机制,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首先,通过跨国经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增长结构转变的基本规律及一般化的影响因素,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分析提供基准。其次,通过中国经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所处阶段,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特征性因素。然后分别从信贷偏好约束、人口结构转变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过程中是否存在报酬递增特征,进而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后,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资本形成率的倒U型特征基本形成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也有其特殊性,政府驱动因素以及国有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维持了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通过构建将个人工作期分为两期的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消费信贷市场完美程度将对经济增长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验证。劳动力比率和人口结构转变显著影响了投资消费结构转变。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促进了生产率的进步,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中国较高的投资率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政府行为的影响。总体来讲,中国近些年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特殊性。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然要求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政府行为也显著影响了资本形成率,无约束的竞争导致政府更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忽视经济增长的代价和增长成果的分享性,政府支出结构明显偏向于生产性支出,忽视福利性支出。信贷市场对于投资和消费的不同偏好,是中国产生高投资、低消费经济增长结构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人口红利期保持高度一致,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将显著影响投资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