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作为信息社会发展的新兴事物,将海量高速的原始数据,以开放共享的方式服务社会,促进数据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进公共福利。政府掌握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是数据的最大持有者,政府数据开放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随着数据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生活方式转变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可能遭受着个人信息泄露和非法利用等问题。面对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双重要求,需要通过立法保障的方式,兼顾双方利益,把握价值平衡。当前,中央与地方相继出台关于政府数据的立法文件,与此同时,《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作出专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这两部法律已进入草案审议阶段。然而,就整体的数据立法而言,法律之间的衔接有待提升,地方政府数据规则缺乏统筹性,数据的采集、分类和脱敏等具体环节缺乏统一标准,数据治理法律体系需要完善。本文在厘清政府数据与个人信息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和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基础,将人格权、人权理论引入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之中,阐述政府数据开放的法理基础和价值所在。政府数据开放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又存在信息开放与保护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在根本目的上趋于统一。笔者通过绘制“制度可能性边界”的模型,说明二者在理论上能够达到平衡,但这种平衡在现实中又是很难把握的。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指出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情况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迫切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从立法的特点看,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存在“政策先行,法律滞后”和“地方先行,中央缺位”的特点。从立法的问题看,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立法无法有效落实个人信息一般处理规则。如个人信息采集阶段对告知同意规则不够重视,缺乏统一的数据开放分类标准和数据脱敏脱密标准,个人信息处理所要求的目的限制在政府数据开放中难以得到实现。最后,笔者对完善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如何实现开放和保护的平衡作出了宏观思考:其一是要树立“保护中的有限开放”的总体思路,优先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当个人信息权利与重大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明确个人信息权利的容忍合理损害限度,要遵循数据善用之道,合理地、善意地利用个人信息,发挥正面的作用。其二是完善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体系,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提供制度保障,规范政府部门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笔者建议制定政府数据开放的专门立法,逐步实现地方立法的规范化。本文的研究视角新,不论是政府数据开放,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都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笔者看到了二者的冲突和统一,并从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为抓手,分析我国当前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的数据来源基本上为近五年的文献成果,实时跟进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加入了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研究和分析,紧靠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