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持续攀升。居民低消费高积累以及储蓄存款高增长的现象，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我国央行于1996～2002年连续8次下调利率，并于1999年11月1日起开征利息所得税，但这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这就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居民储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同时居民在经济中可以充当消费者、债务人或投资者乃至这三者的任意组合。为了使本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居民储蓄行为，本文将综合考虑这些情况。我们首先发现，我国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和LC—PIH及其以前的理论所预测的关系并不一致，居民消费表现出相当强的过度敏感性。结合我国转轨时期政策和制度多变、居民不确定性感受加强、居民在平滑消费时存在流动性约束以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现实，我们认为，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发展起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很有可能会为我国居民储蓄行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就从介绍传统消费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出发，首先证明我国居民消费中存在过度敏感性，给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应用提供基础；然后，我们应用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各个理论分支来解释我国(广义)居民储蓄行为，并分析一些不易纳入该理论框架的因素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最后，本文结合投资组合理论，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角度说明金融市场和产品对居民(狭义)储蓄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除绪论部分外，本文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它们是后续各章的基础。第一章是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传统消费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进展，并介绍这些理论中重点使用的分析框架以及国内外学者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第二章中，我们首先说明我国转轨时期居民消费和收入的关系无法用传统消费理论来解释，随后证明居民消费中存在严重的过度敏感性，为后面应用预防性储蓄理论解释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由第三～五章组成。在第三章中，我们探讨我国转轨时期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研究由不确定性导致的预防性储蓄问题。除不确定性外，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其他分支理论的应用则放在第四章中进行。我们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在转轨时期都面临相当高的流动性约束。计量结果表明，将流动性约束纳入第三章的分析框架，则可以显著提高该框架对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解释力。我们使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涉及耐用消费品的模型，结合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升级上的差异，解释了城乡居民具有不同消费倾向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用消费的习惯形成理论研究多期效用的情况、用非预期效用理论从参数变化的角度研究原有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对解释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时可能导致的偏差。在第五章中，我们重点研究利率、通货膨胀率、攀比效应、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第三部分是第六章，它重点研究的是居民储蓄存款行为。在该章中，我们的研究是从居民作为金融投资者的角度展开的。我们发现，居民储蓄存款中的习惯形成行为对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在居民对家庭金融资产进行组合时，无风险资产的供给不足以及风险资产缺乏与高风险相对应的风险升水，强迫居民以储蓄存款的形式持有家庭金融资产，从而形成强制存款。 最后一部分是第七章，它是对全文结论的总结，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事实上，我国转轨时期居民低消费、高积累、储蓄存款高增长的现象，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此现象进行过解释。这些研究在给本文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是在吸取它们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也构成了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1)综合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各理论分支，研究我国转轨时期居民储蓄行为。近年来，国内尽管有很多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解释我国居民消费一储蓄行为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将重心放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这两个因素上，而对后来发展出来的分支理论(即耐用消费品、习惯形成和非预期效用)的应用则明显不足。即便如此，国内从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角度开展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往往并不一致。为此，本文综合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诸多分支来开展研究，希望能够起到统一认识的作用。 (2)从居民角色的角度深入分析。国内在早期研究中，通常将广义居民储蓄和狭义居民储蓄混为一谈。近年来这种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大多停留在理论上。部分学者在进行计量研究时，还习惯性地用狭义储蓄来代替广义储蓄。和这种状况紧密联系的就是对居民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在研究广义居民储蓄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下，居民只是消费者，没有投资行为发生。这和我国转轨时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现实情况明显不一致，因而基于这种假设的研究必然会产生偏差，或者说至少是不全面的。而就现有文献来看，对居民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的研究基本是分别进行的。在我国转轨时期，除了居民低消费、高积累(即高的广义居民储蓄)外，还存在储蓄存款高速增长的状况。因此，本文除了研究居民广义储蓄行为外，还专门研究了居民狭义储蓄(即储蓄存款)行为，希望能够从这两个方面综合探讨居民储蓄行为，以达到深入认识的目的。 (3)尝试性地使用一些理论来研究居民储蓄行为。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使用非预期效用来研究广义居民储蓄行为、使用储蓄存款的习惯形成来研究居民储蓄存款行为。就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对本文涉及的可以区分相对风险回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的一系列非预期效用函数鲜有介绍，其应用自然更少见；而储蓄存款的习惯形成行为则是我们模仿消费习惯形成理论而做出的创新，对此，可能有文献进行过定性阐述，而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则没有见到。另外，本文还将消费结构升级视为决定居民广义储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将强制存款视为决定居民储蓄存款行为的重要因素，并且使用数据对此进行计量或印证。这些研究在国内都非常少见，因而也较为新颖。 (4)理论模型、计量分析和家计调查数据互相印证并对城乡居民分别研究的方法。本文除了努力使研究框架保持一致外，还尽可能对各部分的计量结果给出家计调查数据方面的印证。这种对一个结论提供三个渠道的证据的方法，会显著提高文章结论的可信度。另外，将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并在研究中进行对比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二元经济中的城乡差别，这种方法在现有文献中也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