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算法逐渐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算法技术在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被不合理地使用在市场垄断领域内。算法让企业有机会向竞争对手发出信号,并监视对方对这些信号的反应,引发心照不宣的垄断重大风险,同一类别的互联网平台可以通过技术黑箱实现算法共谋。算法共谋价格是当今世界反垄断规制的最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如何发现共谋以及如何在法律上认定、判断缺乏主观意图下的算法共谋行为以及对受算法共谋价格行为影响的消费者进行权利救济均面临极大困难。与传统共谋价格行为相比,算法共谋价格行为不仅降低了共谋价格行为的成本、增强了共谋价格行为的稳定性,还增加了反垄断机构的执法难度。一方面,算法共谋价格行为破坏了原有的市场竞争秩序,导致经营者降低对以产品为核心的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使得资源配置重点由产品创新转为算法开发。另一方面,经营者需要收集消费者的基本资料、消费记录等个人信息用于分析其消费偏好和可接受的最高定价,最终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权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侵犯。因此,亟需规制算法共谋价格行为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面对规制算法时代中破坏市场竞争的共谋价格行为,立法者已经很快意识到算法共谋价格行为的特殊性,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但算法技术的特征,并没有很好地融入立法框架之中。现行法律规制仍面临着共谋主体的认定、共谋结果的推定、共谋行为的追责、规制主体的局限以及对消费者个人权利保护和权益受损救济的困境。算法技术的经济效益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冲突、算法平台的私权扩张与公益维护之间的冲突以及算法技术迅猛发展与法律规范稳定性需求的冲突导致了现有法律对算法共谋价格行为的规制不足。算法共谋价格行为的直接影响是造成了价格垄断和负外部性的结果,造成了市场失灵的后果,需要对其进行规制。算法共谋价格行为的法律规制,从立法角度,应该确立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本位原则;就执法角度而言,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确立合理推定的法律原则。在认定是否构成算法共谋价格行为时,应该按照合理推定原则,以客观后果为基础判断经营者是否存在共谋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对于事后的归责,应以比例原则为遵循,合理分配各方责任。按照社会本位原则,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法律的参与者,都需要尊重其他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算法共谋价格行为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了解决消费者的利益失衡问题,应该加强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