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重解决化解重大风险问题,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是如何防控金融风险的产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论从发行还是流通都与金融市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吸引经济投资和响应补强短板的号召,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加强民生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地方财政负担雪上加霜。整体而言,当前我国虽未爆发大规模的隐性债务风险事件,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我国隐性债务规模在30—50万亿左右,尤其是在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举债较多地区,其债务风险已经累积到较高的水平。国家政府为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提出了“开前门,堵后门”的办法。而项目收益专项债正是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开前门、堵后门”的主要举措之一。本文围绕项目收益专项债和隐性债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出发评估了项目收益专项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效果。首先,在理论基础方面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探究我国隐性债务的成因和项目收益专项债对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并且根据理论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假设。接下来,对我国2017年-2021年的项目收益专项债和隐性债务总体现状进行分析,对区域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最后,选取了全国154个城市2018-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项目收益专项债的发行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效果,并进行异质性分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项目收益专项债的发行对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起到了积极的正向作用。（2）加入财政自给率的交互项后交互效应强烈,说明项目收益专项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需要政策配合。（3）各地区项目收益专项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风险化解效果较差而经济发展相对一般的中西部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效果较好。说明东部地区借助自身经济优势而产生隐性债务风险可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1）明确目标积极推动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2）协调发展提升项目收益专项债的化解能力。（3）健全制度使项目收益专项债更高效更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