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備攷》（以下簡稱《備攷》）成書於明嘉靖庚子年,即公元1540年,是明代學者王應電（以下簡稱王氏）編著的一部字書,包括卷之首三卷、正文八卷及附錄,共三大部分。附錄部分為音韻研究,約占全書四分之一,其餘正文八卷及卷之首三卷均為文字研究。該書文字研究部分以“取古文諸書正小篆之謬”為宗旨收字,並將所收字按意義類屬編排,即天文、地理、人容、人道、人體、動物、植物、用物等。從對所收字的編排及解說等角度可以看出,該書在漢字研究上有以下幾個主要的涉及方面:對以往漢字字體及歷史發展的獨特認知,對漢字構造及書寫的獨特認知、對漢字字形的獨特改變,對前代字書的獨特借鑒,對六書理論的獨特理解等。通過研究可知,王氏師從魏校,勤敏好學,其字學研究以《備攷》為代表。王氏編纂《備攷》,期間既受流離之苦、又受疾病困擾。然王氏持之以恆,於嘉靖十九年完成初稿,又歷七年修訂,頗多不易。后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為較為完備的八卷本,為本研究所據本。對該書的研究主要有兩大方面,即收字和編排體例研究以及文字理論研究。在收字和編排體例研究方面,經逐字統計,全書共收一萬餘字。所收之字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為有明確參考來源之字,經统計,參考字源分別為《說文》、“鐘鼎文”、《六書統》、魏校解說及《六書精蘊》、其他來源等共五類,該類字數量較少。相較而言,未明確參考字源之字數量為絕大多數,且宁字形幾乎盡為改動、甚或自造,而這一點正是歷來多遭詬病之處。總體看來,王氏編纂《備攷》一書,在對其所收之字做出的說解及分析上,雖不乏合於古文字形者,然總體上為王氏一己之見,於文字實際多有不合。王氏基於對所收字在字形、意義等方面的認知,在編排體例上,既參考前人字書、又貫以己見。對照《說文》“部首”,確立二百四十“字母”,并以此為核心統攝全書收字。然經研究發現,《備攷》對“字母”概念的表述在全書中不盡一致,可見齟齬之處;在編排實踐上,體例亦不夠嚴謹,可見粗疏之處。另一方面,就編纂《備攷》“以古文正小篆之謬”的初衷而言,確立字母并統攝全書不失為合于初衷的大膽嘗試。在文字理論研究方面,《備攷》主要涉及兩類理論問題,其一為“六書”理論,其二為與書寫及書法相關的理論。關於“六書”理論,《備攷》在沿襲《說文》以來“六書”基本概念的同時,在名稱及認知上都提出了自己相應的見解。如以“六藝”稱“六書”,以“處事”稱“指事”,并從字源角度指出“六書”為漢字產生的先後順序,其中又以“形”、“義”、“音”的順序為“六書”先後變化順序之綱。其理論觀點獨特,有一定的創新性,不失為對傳統“六書”理論研究的有益的嘗試性補充。關於書寫及書法理論問題,《備攷》以此角度對漢字形體、筆畫線條及析形溯源等問題的述說。“畫母”主要涉及構成小篆形體的基本線條筆畫;《布字原病》主要涉及字的結體及書寫要求;《飜楷舉要》則主要涉及文字的析形溯源,反映王氏對漢字發展進程的認知。以上兩大部分為研究《備攷》的主要内容,要點及細節較多,所涉篇幅較大。另有《經傳正訛》一篇,為王氏基於自己對文字歷史及形音義的認知而對“經傳”文獻用字的釐正,由於王氏對文字的認識多有偏頗,因而對“經傳”的“正訛”也不盡正確,實際上對錯間見。該部分既非文字字形的系統分析,又非文字理論的系統闡釋,實為有一定實踐性的篇章,因而在本研究中獨立為一章以詳述該篇内容。由於該書以王氏自己特有的視角編定而成,對傳統的漢字研究而言,或為標新立異之學,問世以來鮮有相關的系統研究。至於該書的價值,歷來亦多有爭論,猶以批評為常,如《四庫總目提要》便持明確的否定態度,認為該書“端緒叢雜,如治亂絲。亦可云勞而鮮功矣。”本研究立足於通讀全書並對相關内容進行分類整理,另參考古文字資料、前代經典字書等其他相關資料,以文字學及文字學史為理論背景展開。研究側重于對原書的客覲描述,對全書的體例、全書的收字、字形分析及釋義、杜撰的漢字形體及偏旁、王氏的六書理論、漢字構造及書寫理論等,作出文字學學術史意義上的評述。通過研究可以看出,該書在漢字研究領域是一部標新立異之作,雖有可資啟發思考的部分,但是綜合來看,《四庫總目提要》“勞而鮮功”的評價還是基本貼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