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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制度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和司法改革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但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相关要求却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统解读。本文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够合理解读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理论，并结合我国刑事辩护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域外可资借鉴的相关元素，尝试为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及辩护制度探索前行的方向。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共计六章组成。
第一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本章以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履行之影响出发，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律师的功能定位，并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进行了解读。其次，以现代法治国家中辩护人的角色定位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家权力维度和法律程序维度为两个考察维度，对辩护律师角色定位进行比较法考察，并对我国依法治国背景下辩护律师律师身份定位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法律职业伦理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进行解读，以“律师—当事人”关系为基本出发点，从党派性忠诚原则、律师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维护角度分析了律师职业伦理特殊性之所在。
第二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争取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辩护律师应当重视会见、阅卷、调查这三项基础性义务的履行，以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其次，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辩护律师在庭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有效应对新“控强辩弱”背景下庭审虚化现象，并在庭审中与控方进行实质性对抗。最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还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形成一种辩护合力，才能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消极的忠诚义务直接表现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这种信任关系的维护，可以说是为辩护律师设立了一条执业底线，即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首先，辩护律师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确保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信任和坦诚。其次，应当坚持利益冲突禁止规则，这是忠诚义务派生出的律师重要职业道德，而律师忠诚义务是利益冲突禁止规则的价值依归。我国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禁止规制，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采取“有依据的合理怀疑”的标准，对利益冲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加强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建设。再次，对于独立辩护理论进行限制。建立协商机制与退出机制，确立独立辩护的禁区，构建类型化决策机制，确立被告人实际利益受损时真实义务优先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独立辩护作出限制。
第四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有一定的界限，那就是“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对于当事人不能唯命是从，还必须诚实公正地履行其职责，不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来蒙骗司法机关，这是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要旨。真实义务也为忠诚义务的履行设定了“边界”。由于辩护律师特殊的地位和忠诚义务的要求，其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呈现出消极性、片面性以及对象特定性的特征。辩护律师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基本目标、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以及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我国对于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但是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为此，应当重新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体系，明确辩护律师对待虚假的证据的处理方式，区分真实义务与辩护策略，确立禁止损害实体真实这一真实义务的基本界限。
第五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在美国、日本、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种冲突是由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和“法庭官员”的双重角色所引起的。由于诉讼模式以及司法观念的差异，如何处理我国实践中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的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对于被告人提供的虚假的实物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不实陈述或者抗辩，辩护律师不负有揭露义务。但是对于被告人违法或欺诈性的行为，出于律师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法院共同维护司法程序公正运行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此负有积极揭露的义务。此外，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以限制真实义务的扩张对于忠诚义务履行的消极影响。
第六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需要从“进场机制”、“退出机制”以及“惩戒机制”三方面进行建构。首先，要确立刑事辩护的“进场机制”。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为忠诚义务设置了第一道门槛，可以有效提高辩护质量。其次，还要确立刑事辩护的“退出机制”。我国应当从退出前的预防机制和协商机制以及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的退出机制。最后，还应当完善对于律师失范行为的“惩戒机制”。对于律师的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除了其自身内心道德的约束外，还须通过一定的外部的惩戒机制加以贯彻。并完善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程序性规制，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
在“结论”中，笔者提出未来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研究，还是应当紧紧围绕“律师—当事人”关系这一律师定位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同时注重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关注实践案例与坚持理论完善相结合，立法规定的宏观性与行业规范的可操作性相结合。通过“制度规范”实现“理性实践”，最终实现“律师—当事人”关系理想目标与理性实践的统一。
第一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本章以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履行之影响出发，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律师的功能定位，并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进行了解读。其次，以现代法治国家中辩护人的角色定位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家权力维度和法律程序维度为两个考察维度，对辩护律师角色定位进行比较法考察，并对我国依法治国背景下辩护律师律师身份定位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法律职业伦理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进行解读，以“律师—当事人”关系为基本出发点，从党派性忠诚原则、律师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维护角度分析了律师职业伦理特殊性之所在。
第二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争取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辩护律师应当重视会见、阅卷、调查这三项基础性义务的履行，以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其次，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辩护律师在庭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有效应对新“控强辩弱”背景下庭审虚化现象，并在庭审中与控方进行实质性对抗。最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还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形成一种辩护合力，才能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消极的忠诚义务直接表现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这种信任关系的维护，可以说是为辩护律师设立了一条执业底线，即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首先，辩护律师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确保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信任和坦诚。其次，应当坚持利益冲突禁止规则，这是忠诚义务派生出的律师重要职业道德，而律师忠诚义务是利益冲突禁止规则的价值依归。我国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禁止规制，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采取“有依据的合理怀疑”的标准，对利益冲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加强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建设。再次，对于独立辩护理论进行限制。建立协商机制与退出机制，确立独立辩护的禁区，构建类型化决策机制，确立被告人实际利益受损时真实义务优先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独立辩护作出限制。
第四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有一定的界限，那就是“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对于当事人不能唯命是从，还必须诚实公正地履行其职责，不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来蒙骗司法机关，这是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要旨。真实义务也为忠诚义务的履行设定了“边界”。由于辩护律师特殊的地位和忠诚义务的要求，其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呈现出消极性、片面性以及对象特定性的特征。辩护律师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基本目标、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以及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我国对于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但是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为此，应当重新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体系，明确辩护律师对待虚假的证据的处理方式，区分真实义务与辩护策略，确立禁止损害实体真实这一真实义务的基本界限。
第五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在美国、日本、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种冲突是由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和“法庭官员”的双重角色所引起的。由于诉讼模式以及司法观念的差异，如何处理我国实践中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的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对于被告人提供的虚假的实物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不实陈述或者抗辩，辩护律师不负有揭露义务。但是对于被告人违法或欺诈性的行为，出于律师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法院共同维护司法程序公正运行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此负有积极揭露的义务。此外，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以限制真实义务的扩张对于忠诚义务履行的消极影响。
第六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需要从“进场机制”、“退出机制”以及“惩戒机制”三方面进行建构。首先，要确立刑事辩护的“进场机制”。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为忠诚义务设置了第一道门槛，可以有效提高辩护质量。其次，还要确立刑事辩护的“退出机制”。我国应当从退出前的预防机制和协商机制以及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的退出机制。最后，还应当完善对于律师失范行为的“惩戒机制”。对于律师的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除了其自身内心道德的约束外，还须通过一定的外部的惩戒机制加以贯彻。并完善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程序性规制，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
在“结论”中，笔者提出未来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研究，还是应当紧紧围绕“律师—当事人”关系这一律师定位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同时注重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关注实践案例与坚持理论完善相结合，立法规定的宏观性与行业规范的可操作性相结合。通过“制度规范”实现“理性实践”，最终实现“律师—当事人”关系理想目标与理性实践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