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受到消费需求不足和资源匮乏等因素限制,一些行业出现了“投资过热”的现象,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层面的“投资过热”现象与微观层面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所谓过度投资,是指企业将持有的自由现金流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上,导致投资偏离自身的成长机会,最终造成企业价值损失。过度投资会给企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但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还会严重损害企业的未来价值,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正如Jensen(1986)所言,过度投资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对于过度投资,学术界已从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债务治理、经理人薪酬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等不同角度展开探讨,研究发现上述因素均对过度投资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形势下,仅从以上市场机制的相关因素对过度投资行为进行考量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成熟,市场机制以外的制度性因素对企业行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背景下,政府依然掌握和控制着影响企业外部环境的诸多重要资源,尤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倾向会对企业生存和竞争地位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以及企业对资源的追逐,成为企业寻租的根源所在。高管政治关联,作为寻租的一种常见形式,在我国企业中广泛存在。所谓高管政治关联,指的是企业高管与政府间存在的显性或隐性的关系。一般表现为高层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同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人或组织形成的某种政治关系。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国有企业在产生之时就从属于政府,大多数高管由政府直接任命,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而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聘用前政府官员出任高管,或是高管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途径,与政府建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界大量研究成果已证实了高管政治关联的普遍存在性,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高管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非制度因素,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Johnson and Mitton,2002; Faccio,2006等),起到政府扶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政府掠夺的手段,给企业带来某些损害性影响(潘洪波,于明桂,2010；游家兴,2010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在权力获得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地方性财政支出压力。晋升制度上的“政治锦标赛”机制和政绩观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对官员意志和行为起到强效激励作用。而高管政治关联的建立,则为企业和政府官员二者之间构建起一条利益输送的纽带。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权力依旧相对集中,尤其是资源配置权,大部分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便通过高管政治关联向政府官员“寻租”；而政府则利用政治关联向企业伸出“掠夺之手”,以实现某些特定的政治目标。具体言之,企业进行“寻租”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影响,为了维系其高管政治关联,企业就要付出相应成本和代价；政府官员的意志也可能会通过高管政治关联这一纽带强加于企业,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使得企业决策蒙上政府行为的色彩,导致企业经营与市场化原则相背离。由此可见,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在某些时候会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而过度投资就是其中之一。出于政绩目标和晋升需要,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动机去促使企业扩大投资,从而实现GDP和财政收入的提升；高管为了维系和巩固政治关联,可能会做出有悖于企业利益目标的决策来迎合政府需要,导致投资行为异化。那么,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到底会对过度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一种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更大?二者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何差异表现?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经济转轨阶段特殊的制度背景,以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综合考察转轨经济制度下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对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目的和研究义意；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论文内容结构和贡献。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通过对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过度投资概念、内涵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梳理,力求对该领域研究进展能有准确把握。通过综述我们发现,目前对于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过度投资二者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并缺乏系统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展和深入探讨,以期为该领域研究构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第三章,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本章首先以寻租理论和政府“掠夺之手”作为切入点,阐述企业建立高管政治关联的背景和动机；其次从制度因素和理论层面来构建分析框架；随后,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进行理论分析,并分别针对广义高管政治关联、高管政治关联程度、高管政治关联类型和地方政府干预调节作用四个方面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提出四点假设。第四章,研究设计。首先根据上一章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本研究的检验模型,并对模型及变量进行定义和相关说明,随后对样本进行选择和数据筛选。第五章,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本章首先对样本进行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对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最后分别对四个模型进行回归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广义高管政治关联哑变量、高管政治关联类型对过度投资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对二者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高管政治关联程度对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得不到显著性验证。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结合回归验证的结果,对全文做总结,并提出实践启示,最后结合全文论述和证明过程,指出本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通过研究所得结果,本文发现：(1)高管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程度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政治关联会致使企业过度投资问题更加严重；(2)过度投资水平不因企业中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人数占比而呈现显著差异；(3)相对于高管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有更加显著的影响；(4)在不同地区,随着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干预会加剧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应当理性认识政企关系,尽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企分离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另一方面,企业应当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减少自身的非效率行为。只有二者共同努力,才能营造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促进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上,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视角而言,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高管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作为切入点,探讨其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从理论层面上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和补充。(2)研究方法上,本文系统探讨高管政治关联(广义哑变量、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类型)对过度投资程度的影响,并加入地方政府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各地因市场化程度的不同高管政治关联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差异性,为该领域后续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3)研究结论上,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经验数据,验证高管政治关联对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并且政府干预在此过程中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使政府、企业高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政治关联有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并为促进政企关系改进和指导企业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对于高管政治关联衡量的具体操作上,根据以往研究惯例,本文以虚拟变量进行度量。而高管政治关联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并在企业实践过程中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因此有待通过访谈、深度调查和量表等方法进一步去突破。其次,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连续性过程,而本文由于数据搜集的可操作性难度较大而仅采用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后续研究可用面板数据作进一步论证。再次,本文以2010年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进行研究,并未作进一步划分,对样本进行细分将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