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评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以第一人称视角创作的教育小说《远大前程》(1860)是其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她的成名之作《奥德利夫人的秘密》(1862)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论文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依托，通过比较的视角对比研究这两部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以探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的创作视角和意图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本论文首先追溯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和写作困境，而男性不仅在社会和家庭中拥有绝对的优势，甚至在写作领域中也占有绝对的霸权地位。女性卑微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她们低下的家庭地位，索然无味的家庭生活和受到限制的写作活动是“疯女人”形象在维多利亚时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本论文以狂欢化理论中的加冕和脱冕、狂欢化的笑和狂欢节的火的意象为依据，深入解读了《远大前程》和《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两个“疯女人”的狂欢之旅，分析了郝薇香小姐和露西·格雷厄姆的“疯癫”成因，着重凸显了两个“疯女人”在受到男权社会迫害和威胁的状况下而采取疯狂报复和冷静应对男性权威的狂欢化精神;最后，本论文运用狂欢化理论解读了“疯女人”形象塑造的表征，深入揭示了“疯女人”形象塑造的原因和意义。在文学文本中，“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渴望话语权的体现，也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一种生存策略及对男权至上传统的异化反抗，并彰显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的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对话精神，以及对官方世界一切阶级、等级和制度的颠覆精神。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狂欢化理论对《远大前程》和《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两个“疯女人”形象进行对比研究。一方面，“疯女人”能够通过“别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疯癫”的面具后自由地表达自我和揭示现实;另一方面，“疯女人”形象的塑造也是两位小说家对构建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呼吁，同时也寄予着人类对于建立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希冀。从疯癫和狂欢走向文明是必然的，但这个过程需要两性的共同努力，而他们对彼此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接纳与尊重才是走向共同繁荣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