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促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当前,全球价值链成为国际分工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生产格局的形成,从总值转向增加值视角来理解各类经济问题已成为普遍共识。但考虑到生产活动日益被细分为研发、制造、市场和管理等,且一国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的相对比重,关乎其对价值链的影响力、控制力以及增加值获取能力,因此分析便不能仅仅止步于总增加值层面,而应进一步深入到功能活动层面。在此转型过程中,中国产业的功能升级便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若中国实现了合理的功能升级,向研发管理以及市场服务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拓展,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有助于中国打造贸易强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否则,便可能陷入被发达经济体锁定在加工组装等创新能力低、增值能力弱的低端生产环节的困境。本研究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分工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功能分工,将单国（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测度一国（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功能性增加值核算方法,拓展至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并以本部门要素所有权作为收益依据,采用前向关联分解法进行修正。克服功能升级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基于全球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从仅考虑外需的出口功能升级到同时纳入内需和外需的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从纳入全球全球价值链概念的链式结构分解到纳入不同生产活动类型的分解,提出了分析一国（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及其驱动因素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相配套的劳动力职业数据库展开以下实证研究。首先,对中国出口功能升级的最新动态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与世界上其他主要贸易经济体做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1999—2011年期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遵循着“依托制造,挺进市场,遥望研发和管理”的功能分布格局,更多依赖制造参与全球价值链并获取贸易利得,出口功能升级之路任重而道远。但动态地看,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从事研发、管理以及市场服务等“微笑曲线”两端环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出口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功能升级,但升级步伐存在明显的功能与行业异质性。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出口的制造专业化水平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与强制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弱管理和弱研发,中国出口的管理和研发专业化水平明显偏低,不仅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还落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金砖BRIC国家,且在整个分析期间几乎被锁定在世界最低端水平,无法对欧美发达经济体构成出口技术威胁。其次,进一步引入国内需求,比较研究了内需和外需在促进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中功能升级的作用。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最终需求,尤其是前者,共同推动了中国功能性增加值的增长,表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国外最终需求对可贸易品（主要是制造业）的功能性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之下,国内最终需求则更多推动非贸易品（即服务业）功能性增加值的上涨。此外,对中国增加值而言,这种总体上升趋势不仅表现在国家总体层面,还表现在各细分行业以及功能活动类型等方面,但呈现出不均衡增长状态,也就是说,不同行业和功能活动之间存在着增加值增长异质性。在国家总体层面上,制造实现了最大的增加值增幅;相反,总部经济活动（特别是管理和研发）的增加值上涨幅度明显偏弱。当然,大多数细分行业也呈现出上述功能性增加值上涨的特点,但少数服务业是例外,其增加值增长更多来自于市场或者研发,而非制造。最后,采用纳入全球全球价值链概念的链式结构分解和纳入生产活动类型的分解方法,系统识别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功能升级,这反映在研发等总部活动的增加值在总量和产业层面的增长。链式结构分解分析表明,推动中国功能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消费水平效应。中间品和最终品生产再配置效应（尤其是后者）共同促进了中国各类功能性收入的增长,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总体上助推中国实现功能升级。相反,技术进步抑制了,但没有抵消因消费需求增加而带来的功能性收入飙升。生产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各类功能性收入主要是由纯国内需求引起的,而与贸易相关的活动（包括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简单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占比不到30%。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活动驱动的功能性增加值出现了短暂地下降。并且,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引起的中国功能性收入要大于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引起的功能性收入。本研究一方面科学回应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实现了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有利于明晰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之间的差距,对当下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启示;另一方面,厘清内需和外需在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为理解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循环”本质提供了科学而客观的经验事实证据;此外,对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背后驱动因素的有效识别,为有效促进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本研究还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数据等方面的基础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