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辩条款是一项发端于英而形成于美的规则，旨在遏制彼时美国保险公司动辄以违反保证为由，主张撤销已经缴费多年的长期寿险合同。2009年，不可抗辩条款在各界呼声中随我国保险法全面修订正式落地，因投保人不实告知而生之保险人合同解除权，被限于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行使，一旦超过两年的可抗辩期，保险人即便发现投保人存在欺诈之故意也不得解除合同、拒绝给付保险金。有别于一般欺诈之以获得保险保障为行为动机，恶意欺诈行为则是以获取高额保险金为直接行为目的，除故意作不实告知兼以其他隐瞒、掩饰行为诱使保险人承保外，恶意欺诈者往往还会主动利用法律规则以使其行为合法化。不可抗辩条款这一保险人之“紧箍咒”在恶意欺诈者看来满是“商机”，被解读为“活过两年就能拿到保险金”，甚至只需对申请赔付时间稍作安排，即便事故发生在可抗辩期内也不影响索偿。由于保险公司惯用的理赔调查因不可抗辩条款而失效，又无法在核保环节有效识别恶意欺诈者的不实告知，恶意欺诈的频发让人身保险行业蒙受了巨大损失。那么，现行不可抗辩条款存在什么问题，恶意欺诈行为能否被准确识别，以及是否存在既能有效规制恶意欺诈行为，又不损及不可抗辩条款之根本的方案？　　导论通过描述不可抗辩条款实施七年以来在实践中引起的问题及相关争议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焦点，同时对既有研究不同观点进行归类整理并加以评述，找到本文的起点。　　第二部分首先梳理了不可抗辩条款的产生和早期发展过程，分析了我国现行不可抗辩条款的制度构造及其比较法上的承继关系；其次，提炼出不可抗辩条款产生的理论基础，即权利的时间性和长期人身险的特性；最后，指出在反恶意欺诈语境下研究不可抗辩条款的现实意义，即规制恶意欺诈行为、矫正利益失衡和纠正规则错位以避免民刑冲突。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首先采用实证研究法，以一定的预设条件在六百余个裁判文书中筛选出八十个契合研究目的样本，用以观察不可抗辩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以及为下文的论述提供支撑，通过提取样本要素并区分一般欺诈与恶意欺诈，本文对涉案投保人之行为特征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整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着投保方胜诉率高、涉恶意欺诈案例占比大以及健康保险成为“重灾区”等客观情况；其次，对样本反映之情况进行提炼，总结出我国现行不可抗辩条款存在的助虐恶意欺诈以及造成司法混乱两大现实运作上的问题；最后，分别通过比较法研究与案例研究对现行立法进行了反思，发现我国现行不可抗辩条款存在反恶意欺诈例外规则缺位以及防恶意规避制度安排疏漏两大不足。　　第四部分着重关注和分析了司法实践中法院面对恶意欺诈的两种典型裁判方法，一是运用限缩目的解释，将不可抗辩条款之适用范围限于可抗辩期内保险事故未发生之情形；二是通过自由裁量权之行使，排除不可抗辩条款在个案当中的适用。另外，本文也分别指出两种裁判方法的不足，即限缩目的解释的适用具有局限性以及样本中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存在相当的无序和混乱。　　第五部分观察到样本整体反映出保险人的抗辩策略存在着逐渐以除外责任条款为中心之变化趋势，通过对比分析新泽西州Hass案与加州Galanty案相矛盾的裁判观点以及两州最高法院的不同立场，本文得出即使是在反恶意欺诈语境下也应警惕除外责任条款架空不可抗辩条款的结论。　　第六部分针对上文所揭示之反恶意欺诈语境下立法规范、司法实践以及实务应对中存在的不足分别提出了规制建议：立法上，本文主张排除不可抗辩条款对恶意欺诈行为的平等保护，为其增设五年的特别可抗辩期，并规定可抗辩期届满前发生事故的，不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司法上，主张以完全列举的范式定义恶意欺诈行为，并尝试列举了五种恶意欺诈行为类型以抛砖引玉；在实务方面，本文建议监管机构、行业协会通过制定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标准化指引对条款内容加以事前控制，而在事后控制上则应当综合考虑条款内容的合理性以及条款对费率制定是否具有实质性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现行不可抗辩条款之不完善的确应当为司法实践中的欺诈频发与裁判混乱负责，但通过对法律漏洞的填补以及对恶意欺诈行为的针对性规制，可以将这一负面影响降到可接受之程度，识别恶意欺诈行为也并非如学界所担心的那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