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被迫卷入或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也迫使国人关注国际政治。从青年到晚年，胡适终其一生都在就在关注和研究国际政治，撰写了大量相关的论文、札记，形成了内容丰富又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政治思想。 胡适国际政治思想初步形成于留美时期。“和平主义”是胡适最先认同的国际政治思想。他抨击国际关系中狭隘的国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一致论”，即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待人如己、相互尊重的伦理原则。在对待战争问题上，胡适坚持其“不抵抗主义”或“道义的抗拒”，代表了弱小国家对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1915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动摇了胡适的“和平主义”信仰，转而信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从此胡适以理想主义为指导来观察、评判国际政治。胡适认同以西方思想文化与价值理念为特点的和平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取决于其人生阅历、同辈群体的影响、基督教的感染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 20世纪20年代，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知识界对理想主义与国际联盟的评判随着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山东权益的出卖由热望一变为忿恨，表现了知识界对西方理论强烈的功用价值取向。及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发表与国联无力制裁日本的对华侵略，中国社会完全失去了对国联的信任。胡适一方面坚持强调国联对日本道德的谴责之于中国的意义，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改造国联的方案，提出了重建世界秩序的构想，其主要思想在日后的《联合国宪章》中得到部分实现，这是胡适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 理想主义倡导“国民外交”，国民对本国外交应享有知情权与参与权。在二三十年代，胡适以论政的方式，依托其“权势网络”积极参与民国外交：对内直言批评民国时期的外交政策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对外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多次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胡适作为国民外交的代表性人物当之无愧。 从地缘政治上讲，日本、苏俄的对华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安危，也直接影响到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胡适也自然将关注国际政治的眼光聚焦在它们的对华政策上。他高度评价苏俄初期的对华宣言，希望北洋政府承认苏俄，赞赏苏联在30年代中期的和平努力，认为苏联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胡适也谴责了苏联外交所表现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胡适以冷战思维判定苏联外交是侵略、扩张性的。早在留美时，胡适就开始警觉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谴责日本是不讲国际信义的野蛮国家，揭露日本分裂中国、阻止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图谋，向世人昭示“中日亲善”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认为中日和解必须以平等、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胡适以其享有国际声誉、洞察国际政治的能力以及熟谙美国政情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