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针对上述状况,本文提出可以通过将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纳入现象学的视野加以考察而对之作出某种相对确切和深刻的判断与理解。本文认为,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根本上标志着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通过对麦克卢汉著作的文本学解读,本文发现,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明显体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它作为对关于媒介效应的自我意识体验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和反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正表现了麦克卢汉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中对于本质直观的成功运用。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指出,麦克卢汉可被视为一位主观上虽未参加现象学运动而客观上却在其学术实践中的确遵循和运用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的广义现象学家,其传播学研究与现象学方法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在将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解释为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传统方法的实证方法和批判方法,本质上分别是进行事实归纳的经验方法和进行理论演绎的思辨方法。通过比较,本文认为,现象学由于从哲学方法论上解决了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所无法解决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用强调“现象即本质”的本质直观弥合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的鸿沟,因此有助于消除实证方法的“经验一般化”困境并补足批判方法的“总体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这两种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超越。鉴于现象学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所具有的上述优越性,本文提出有必要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其意义在于现象学方法可以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凸现传播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并敞开传播学研究的思维视域。本文指出,在研究方法的薄弱业已成为阻碍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巨大路障的情形下,必须兼容并包地借鉴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传播学的方法论思想,以扎实的方法论研究来推进我国传播学的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