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在经济生活中触及公众的敏感神经的问题即为收入分配问题。这一问题反映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着重表现为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和上市公司经理人薪酬。对于国企而言,国资委的成立使得央企经理人的薪酬机制逐步规范化和合理化,央企经理人的薪酬水平保持稳定比率逐年增长,但是,无论是从不同行业的国企企业业绩的整体态势,还是从屡屡见诸报端的“天价薪酬”的个例,国企高管经理人薪酬与业绩的脱钩程度都颇为人瞩目;从民营企业来看,由于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及独特的企业成长文化,经理人常常由企业创始人兼任,经理人薪酬往往表现出“一言堂”的特征。对于国企,调整和优化薪酬结构,被看作是国企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里难啃的“骨头”;而对于民营企业,只有提高薪酬契约效率,规范薪酬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获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经理人薪酬广受质疑的情形下,为提高薪酬制度的规范化和合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社部联合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单位于2009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即中国版“限薪令”。随后薪酬制度改革如火如茶地展开,薪酬制度改革具体措施的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央企薪酬制度改革能否对民营企业薪酬体系产生启发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经理人薪酬从“幕后”走向了公众视线之下,一方面,出于自利动机,经理人希望获得高薪酬及实现薪酬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的薪酬管制拒绝高管薪酬的不合理增长,而要实现薪酬增长必须付出更大努力。当经理人出于使得公众可接受的动机,需要提供其高薪酬和薪酬增长合理性的理由,且其自身的薪酬制定机制又能为其本身的权力所影响时,政府的薪酬管制与经理人的自利动机的冲突可能就会迫使经理人采取一些薪酬辩护的措施。那么,经理人的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度将因此降低还是提高呢?无疑,将薪酬与业绩相关联是经理人进行薪酬辩护的可行途径,而监督机制的缺失和管理层权力的膨胀使得高管攫取私有收益成为可能。对薪酬契约的效率和合理性的追求本身是为了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但是当高管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为自己量身定做考核指标或通过操纵利润提高工作绩效时,薪酬业绩敏感性看似有了提高,政策导向作用貌似也有了积极的效果,但是我们无法忽略管理层在薪酬业绩敏感性提高这一结果中扮演的角色。独立审计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源于现代公司制度,由于委托代理成本的存在,审计师成为股东与管理层沟通和信息反馈的桥梁。一方面,在执行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往往以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状况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再者相关的报表使用者也期望能通过外部审计获取引导其经营、投资决策等的公司内部治理信息。因此外部审计能否识别并向公众反映出管理层在基于业绩的薪酬契约机制下利用其权力操纵盈余攫取超额薪酬的行为,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重要问题。处于薪酬管制的环境下,本文加入了审计质量这一外部质量变量,通过研究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间的关系以进一步探讨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以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切入点,本文首先对管理层运用权力寻租的行为和动机从理论层面给予了解释,并从印象管理理论这一心理学理论的角度对管理层的薪酬辩护行为作了理论层面的阐述。基于此,本文以2009年限薪令这一事件为契机,选取201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理论提出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参考学界主流的关于高管权力的测量方法(卢锐等,2008;权小锋等,2010;罗宏等,2014),将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高管任期;管理层持股比例;总经理是否与董事长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比例,以最终得到的主成分综合得分作为测量高管权力的综合指标,然后进一步检验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同时引入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审计质量对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能获取的超额薪酬越多;管理层权力的增加带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增加;审计质量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基于该研究结果,本文从建立多指标薪酬考核体系、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强化外部审计的效应方面给予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