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治理需求的迫切性不断加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制度创新,作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提高治理活力和效率的手段,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定的保障。2016年底,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对上海市展开环保督察,作为基层环境管理人员,就督察曝光问题中重金属排污超标这一环境治理主题,就企业落实重金属排污治理的实际情况,观察中央环保督察促进区域重金属排污治理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及局限性,结合现行压力型体制及运动型治理机制对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者和实用者提供参考。本文的案例分析,以上海市奉贤区重金属排污治理为例,从2016年底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进驻上海督察,至2018年5月15日上海市反馈涉重金属企业超标排污整改工作完成,以此为时间轴,以压力传导为主线,从参与者的角度,对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微观过程和实践情形进行研究。在当前压力型体制下,中央环保督察迅速将常规环境治理压力转化成权威政治压力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在地方掀起环境运动型治理。案例中描述了环保督察压力传导到基层环境治理的交互影响过程,地方多元主体逐渐参与重金属污染治理并形成协同治理新模式,由此分析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的特点、特征、效应及局限困境,进一步对完善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提出政策建议。首先对国内外环境监管体制、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研究进行评述;基于前述研究,介绍说明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相关概念和压力型体制、运动型治理理论内涵;接着以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挂牌督办上海市重金属排污达标治理为线索,以奉贤区重金属排污限期治理为案例描述介绍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层层传递到末期治理的全过程,旨在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为什么能够产出效应,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正是通过嵌入当前压力型体制下形成运动型治理机制,通过一系列的压力传导机制并产生一些正面影响;接下来分析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在奉贤区重金属排污达标治理中的应用局限困境及其间的负面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的讨论,提出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的完善创新方向。中央环保督察直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意志,在党政系统内形成党政同责、自上而下层层传递的压力传导机制,地方重金属排污治理依托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形成了积极的开端。但是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中央在地方掀起的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产生一些现实局限困境及不足,随着环保督察长态化开展以及现实环境治理的需要,有必要通过制度化建设如建立环境治理党委政府协同机制、完善常规环境监管体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促进环保督察压力精准持续传导,优化环保督察压力传导机制,推动地方环境治理持续有效开展。